2022年10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作为生命政治学可知性条件的《资本论》”主题讲座以线上会议的形式顺利进行，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主持报告与讨论。邀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青副教授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讲人。

林青老师从《资本论》生命政治元素的论域界限、生产的资本权力与生命权力、劳动社会化与生命政治化、生命政治化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四个方面引导我们展开《资本论》与生命政治学之间关联的思考。首先，生命政治作为一个主题化的对象，并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自觉话题，而是在福柯生命政治的视野中被激活的一些理论元素。但之所以能够进行二者关系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二者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展开的层面不同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二者的关系讨论，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来实现二者视域的融合。劳动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核心在于劳动的社会化，社会需要一种资本的权力形态进行监管。其次，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前，林老师从权力形态的变化、新的对象及其特征两方面引导我们厘清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传统的权利通过消灭生命“使人死”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而生命政治则是通过“使人活”，以一种对生命负责的名义行使权力；生命政治学的对象，不再是作用于个人肉体的规训和惩戒，而是通过干预和调整群体、类别达到人口的生命政治治理。因而，人体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是不同层面、相互补充、重叠铰接的关系。福柯在《权力的网络》一文中，指出“以技术而非司法的进路来理解权力，源于他对《资本论》的阅读。”

《资本论》中的劳动社会化为生命政治的理解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为什么从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这一过程需要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而福柯则告诉我们这种权力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分工、技术和机器、工厂制度等来实现对人的安排，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到来，使得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人必须按照机器生产的节奏来进行活动，人就被技术程序所规定。知识和权力在机器化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结合，成为了一种新的统治权力。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的。劳动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带来生命政治化。一方面是劳动属性使然，即劳动不再是单个行会或者师傅所能管控的，一方面在于劳动社会化本身的目的在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创造。

《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为生命政治的理解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劳动力来说，是一种赤裸裸的否定式的方式。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逼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因此，社会生产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需要推动生命政治学特征的出现。

就本次讲座的讨论阶段，华东师范念大学哲学系潘斌老师就本次讲座相关内容：“生命政治学是如何看待当下的资本活力”与林青老师进行讨论交流。关于人口问题，不仅仅从数量方面来理解，还需从素质方面来理解。福柯认为生命治理术服务于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哈特·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具有一种内在的反抗权力，反抗先于权力，以一种生命政治的权力进行“出走”。现在，从数字、平台来理解生命政治受到技术的支配；但与福柯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存有区别，是改造以后的生命政治的理解，并非福柯的人口治理术。

本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林老师围绕“福柯的人口概念”、“生命政治学与私人所有权问题”、“生命政治学和生命政治经济学二者之间区别”等问题进行解答，本次讲座在炽热讨论中顺利结束，与会老师和同学们都从报告和讨论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