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7日晚上七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在线上举办了“智慧起航 思维之舟”寒假预备周思维训练活动之《道德经》读书分享会。20级哲学专业本科生（强基班）刘方舟、21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张昊和23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王一儒分享了阅读体会，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苟东锋副教授逐一进行点评。哲学系本硕博百余人参加了分享会，活动由23级哲学专业本科生倪锐阳主持。
刘方舟认为道家的“知足”是内在的德性修养与价值取向对物质匮乏的历史条件做出回应。《道德经》提出“知足”，首先是对物质匮乏的历史条件的回应。这一回应不同于对“度量分界”的尝试，而是将关注点从外在的物质条件转向内在的德性修养与价值取向，因而自然地具有摆脱所谓“匮乏的内在化”的倾向。然而，德性修养的提升与价值取向的形成同样有其外在的维度，即对道德律令的遵循：通过对贪欲的节制，物相对于人的匮乏得到缓解，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紧张和冲突也得以减少。但这一理解难免遇到横纵两个层面的问题：或缺乏普遍的约束力，或缺乏长期持守的动机。由此，“常足”的可能性只能向内寻求。这并不意味着将客观的匮乏主观地、甚至唯心地与“满足感”相联系，而有着更为深沉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法门，即“知如何足”：通过人对自身的调节，以最小的物质消耗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感；而所谓“感”，首先就与感官的体验相联系。素朴状态下敏锐感官的丧失，不仅是一味寻求外界刺激的结果，更是其原因所在。较好地维护自己的感官能力的人，能够以最小的物质条件体验到尽可能丰富的感受，并得到真正的充实和满足。由此，“知足”并非仅仅是知道“足”，而更是知道如何“足”，由此才能够实现“对匮乏感的匮乏”，即“寡欲”与“常足”。苟东锋老师指出，文章主要的问题在于术语较多，线索略显庞杂，同时，对“知”和“欲”的解读仍需进一步深化。文章的可取之处在于，对“知足”的解读较为深入具体，在合乎《道德经》本旨的同时，也融会了相当丰富的理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历代的经典注疏，可见下了很大的工夫。
张昊从“名”的角度去探寻《道德经》中的“道”，采取了句读分析的方式，引用不同名家的见解去解释“道”。他主要围绕“常名”，“无名”与“有名”等核心概念，认为老子的“名”主要是对“道”的命名，即“常名”；对“物”的命名，即“无名”和“有名”。他指出，老子对“名”的态度，一方面是承认“名”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对“名”提出批评，因为万事万物的本原是无限的，命名本身就是对事物的一种限制和遮蔽，进而提出“无名”，要破除“名”的符号化指称。他还认为，老子“名”思想的问题意识产生自周秦之变的时代背景。先秦从“王道”到“霸道”，从礼乐秩序到刑名的转化，看似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秩序统治工具的“名”并没有改变，正是这种“名”对人本身产生戕害，因此才要对“名”展开批判。苟东锋老师肯定了张昊用文明论的视角来思考老子的“名”，并且强调老子“名”的分类，对于物的“有名”“无名”和道的“常名”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彰显了老子哲学“道物二分”的重要特质。但是对于“道”的理解还不够准确，并补充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句的解释。
王一儒回顾了《道德经》产生的思想背景，认为理解老子思想要遵循思史统一的原则。周代文明的标志可以用“诗书礼乐”来概括，孔子则是“诗书礼乐”的编辑者，周才是开创者，诸子之前老的思潮，将之归结为以“诗书礼乐”为核心，提倡“周孔”系统。“诗书礼乐”传统式微之后，士阶层逐渐在现实方面和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寻求可靠、有效地变革现实的客观手段与力量，构成了春秋时代贤士的历史使命。“刑名事功”思潮于诸子百家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崇刑名事功（提倡效率，追求功利），表现出推贤举能，明令尊法，务实尚刑，计功重财等思想特点，也带来许多现实问题。老子思想便产生于此等背景下，老子反对、超越的对象包含礼乐文化，但其最重要的对象是刑名法术，后者即是当时主导诸侯思想的齐桓-管仲思想。齐桓-管仲追求刑名法令，老子果决地拒斥之而追求“无形（无名）”之道。这条道路后由庄子继承并发扬光大，由“形”而明确走向“使形者”或“形形者”，从而确立了道家“形而上”思想道路。苟东锋老师认为王一儒同学按照贡华南教授的思路，对老子的基本内容和老子思想的产生进行简单讲述，让同学们对老子有最基础的了解。同时也指出，对老子思想背景的理解也可以辅以其他致思理路，例如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巫史传统理性化路径，认为儒道思想的产生与巫文化的理性化演进有关。儒家是对传统丧葬祭仪的理性化，侧重情感一面；道家源于对原始迷狂式“天人合一”的理性化，进而突出认知思辨一面。认为对《道德经》成书背景，从不同的致思理路进行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与认识。
本次读书分享会让与会人员对老子思想产生的思想背景有了更加丰富的了解，对“道物二分”“知足”“刑名”等概念有了新的认识。
图文/张文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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