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崔琳菲讲师以“‘三月革命前（Vormärz）’时期的‘类’哲学革命”为题做了学术讲座，讲座由华东师大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主持，上海社科院中马研究所谢晓川助理研究员评议。来自校内外的多位师生聆听了本场讲座。
崔老师首先对讲座主题的背景进行了介绍，主张反思德国观念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类”哲学。关于这一问题，当前大致存在四种研究进路：①结构转换说，如日本学者广松涉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创立解读为由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飞跃；②规范性权威的现代性挑战，以德、英语世界的后康德主义者为主，尝试弥合德国观念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间隙；③新MEGA论战说，认为唯物史观并非一开始就为马克思所怀有，而是在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逐渐发展而来的；④各类专题性对比，如将马克思与鲍威尔、赫斯等人的理论做专题性对比研究。虽然这些理解进路都十分具有启发性，但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在此基础上，崔老师主张从“主体确证自身的方式”入手，以德国观念论中个体与类的二元结构及其不同互动关系这一命题，来讨论德国观念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在“三月革命前（Vormärz）”时期，黑格尔率先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改造类哲学，重新讨论起个体与类的互动关系。传统的观点会认为黑格尔主张“类”——或者说绝对精神——对个体呈压倒性的支配地位，在这个二元关系中，个体意识是被彻底忽视的。但崔老师指出这是一种偏见，因为不管是从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中强调个体的情绪，还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强调个体性维度与实体性维度的并行，抑或是在《法哲学原理》中强调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原则，我们都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个体维度的重视。但黑格尔也确实没有在两个维度之关系问题上做出令人满意的论述，故而也能够理解青年黑格尔派为何批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始终没有真正接纳个体维度。
接着，崔老师以青年黑格尔派的三个代表人物为例，展示了他们对于黑格尔类哲学的改造。首先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宣言”：鲍威尔将在黑格尔那里个体与类的强二元结构转化为了一种弱二元结构，他主张将原本被黑格尔归属于普遍性的客观理性以潜在的方式下沉至每个个体自身之内，但这样一来，在个体里区分出了普遍的自我意识和特殊的自我意识，前者对后者仍存在规约。其次是施蒂纳“唯一者的平权运动”：施蒂纳将传统哲学中作为个体的“小我”单向服从于作为类和实存的“大我”的结构彻底转变，取消了高悬在个体之上的实体，并使之下降到个体以致个体成为新的唯一实体，即“唯一者”，但“唯一者”在构建社会关系的环节中又回退到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去。最后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开端是主观的，绝对精神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他则主张从“他我”开始，由外在对象反证自身来确证主体，从而避免开端的主观性。费尔巴哈为彼岸与此岸世界划界，将个体与类的关系，转化为在此岸世界的个体人与人的类本质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类本质也是彼岸世界的神在现世的投影。
同样，当时活跃在德国思想界且与青年黑格尔派爆发论争的青年马克思，在这样一种个体与类的二元结构论域中进行了改造。需要指出的是，青年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的影响很大，但他更进一步主张，人就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现实存在，在现实世界之外根本不存在高于人的普遍本质。从而人的本质就被聚焦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聚焦于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即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之前个体与类的纵向二元结构就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与个体基于生产、分工、交往而形成的市民社会之间的横向二元结构。但这仍不是终点，崔老师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之后马克思发现了一种新的“类”的生成，其又一次驾临于个体之上统治个体，这便是资本逻辑。于是一种新的纵向结构便产生了，它表现为个体与市民社会和在它们之上的资本逻辑的关系。
点评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中马研究所的谢晓川老师高度认可了崔老师以“主体确证自身的方式”为理论抓手，重新理解“类”哲学并解读德国观念论到唯物史观之间的理论变迁，认为其富有理论洞见和创新性。但这一套理解路径该如何与当下学界的工作接轨并言说当下世界，也许是之后可以更多思考的地方。
最后，崔老师和同学们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否合法；如何理解在市民社会中黑格尔一方面主张个体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要规制在利己逻辑下终将走向自我瓦解的市民社会的观点。以上问题得到充分讨论后，讲座圆满结束。
图、文：张浩成
审核：崔琳菲、陆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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