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上午，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应邀做客冯契智慧讲坛，给师生们带来一场以“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黑格尔的国家中是否有公民？”为主题的精彩讲座，来自全校多个院系的师生慕名前来参加。讲座由哲学系系主任刘梁剑教授主持，潘斌教授与谈对话。哲学系副系主任朱承教授、张容南教授、王韬洋副教授、陆凯华副教授和崔琳菲讲师等参与讨论。
韩立新教授首先回顾了古典政治学的传统，指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古典语境下是“城邦”“国家”的同义词，即公民所参与的公共活动领域；与之相对，“家庭”则指与国家相区别的私人领域。即使到了近代，霍布斯、康德等哲学家用“个人”“公民”等概念替代“家庭”之际，也并没有提出介于这两极之间作为中间领域的“市民社会”思想。
但在黑格尔这里，集中而深刻地阐释了“市民社会”概念。黑格尔区分了“Bürger”一词的两种含义，即以特殊利益为目的的私人（市民）和以普遍利益为目的并从事公共政治的人（公民），广义国家就表现为独占政治功能的国家和脱政治化的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这就表明了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了不同于家庭和国家的第三极。一方面，这样的市民社会与家庭和国家不同，是位于家庭与国家间的独立领域；另一方面，韩教授指出仅分离出个人的特殊领域不足以形成市民社会，必须要添加新的内涵。
韩教授认为，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构建起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结构，而市民社会结构的诞生为人类的“陶冶（Bildung）”提供了新舞台。所谓“陶冶”，在黑格尔的语境下指个人通过自身的行为主动形成自身。韩教授从规定、特征、目标三个角度出发阐释黑格尔的陶冶观。在规定方面，黑格尔一方面继承了原有的观点，认为陶冶具有强制性和残酷性，人必须从自然状态进入开化的状态；另一方面，他又有所创新，认为陶冶需要将个人的特殊性提高至“形式普遍性”，即社会性。谈及陶冶的特征，韩教授认为陶冶具有与异化相伴的必然性和个人接受陶冶的非自觉性，即市民必须在放弃自然性和个别性的社会中接受陶冶，他们自己也认识不到自己在陶冶中。从目标角度来说，陶冶的最低目标是培育好的市民，最高目标是培育真正的公民。
但是，韩教授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不能成功地陶冶出公民。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恰恰只有市民国家才是现代国家，因为现代国家承认个人的特殊利益，这是区分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的一个关键。因此市民的存在是现代国家的前提。至于公民，黑格尔认为起码有君主的“实在性意志”作为担保。最后，韩教授指出了黑格尔现代国家构想的矛盾性。黑格尔曾称赞国家是“行进在地上的神”和“在地上的精神”，但又把警察、司法等政治活动从国家中移去，让国家成为空壳。
在与谈阶段，潘斌教授从三个角度谈及自己的观点并与韩教授进行交流。首先，“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结构突破了以往“家庭-国家”二元模式，纳入了具体规定与丰富内涵，这一路径划分影响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个阶段的思考。其次，黑格尔市民社会中关于“需要的体系”与青年马克思关于劳动、感性活动、物质利益与财产权等问题的阐释具有高度的思想契合性。最后，潘教授就“陶冶”的可能路径与实现场域进行交流讨论，并得到韩教授的精彩回应。
在讨论环节，哲学系刘梁剑教授、朱承教授、张容南教授、王韬洋副教授、陆凯华副教授以及多位哲学专业本科生纷纷围绕着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概念、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交流，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思想渊源、与当代西方契约论传统的异同以及与儒家思想之间对接的可能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呈现了观点的碰撞、理论的共进与学术的增进。
文：李林
图：陈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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