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计划2.0活动回顾丨“做哲学与可感的说理词”专题讲座
活动背景：
2021年11月29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前两批遴选建设199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的基础上，确定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2021年度）名单。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成功入选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秉承学校“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的大学理想,贯彻冯契先生“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育人理念，努力培养未来哲学家。拔尖人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熟悉东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具备文理交融的跨学科视野，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探索中国经验的哲学表达，勇于创造，开辟哲理新境界。
2022年2月23日14:00，华东师范大学拔尖计划2.0全国线上书院主题活动之《做哲学与可感的说理词：从金岳霖说到“法自然”眢论》专题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哲学系系主任刘梁剑教授主讲，哲学系“强基计划”同学线下参与此次活动。
在本次讲座活动中，刘老师以“可感的说理词”为切入口，通过对“可感的说理词何以是必要的”这一问题的追问，展开哲学“小传统”，即金冯学脉下金岳霖、冯契和杨国荣等哲学家有关做哲学的理解，继而通过分析钱锺书对王弼《老子注》的一则讨论，围绕“法自然”眢论展示做哲学的方式。
讲座开始，刘老师首先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小传统”入手，指出哲学的重要工作之一即是概念的辨析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做哲学离不开说理词。那么，说理词“可感”（向我们呈现某种意味）何以必要？刘老师分别从金岳霖、冯契、杨国荣三位哲学家的哲学创造找了一个例子进行阐述。
金岳霖在《论道》讲“道无始，无始底极为无极”。这里的“无极”“旧瓶装新酒”，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无极”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等同。在金岳霖看来，就意义的严谨性而言，这种做法也许有其缺点，那就是容易把在传统中凝结的道理带到我们的思考过程中，从而有可能对运思造成干扰。但在元学（玄学）的意义上，不仅有“我们能不能理解说理词”的问题，更有“我们能否与之发生一些情感关联”的问题。与特别翻译过来的术语不同，“旧瓶装新酒”会令人觉得比较亲切，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关联，有“家园”之感，可令人栖居于其间。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能帮助我们安身立命，因而作为语言之载体的说理词就需要对我们呈现出可感的特性。同时刘老师也提出，金岳霖这里对说理词“可感”的讨论属于元学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从玄学扩展到广义性的“哲学”，那么说理词是否可感性就需要作新的讨论。
冯契先生在其“智慧说”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转识成智”如何可能。这个词在中国传统的唯识学那里有其专门用法，指从眼等“八识”转化为成所作智等“四智”，去除诸识的虚妄分别，悟得万法唯识、诸行无常的佛教菩提净智，而在冯契先生的重新阐释中，“识”主要指科学知识，而“智”则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在唯识宗那里，“转识成智”关联着“转染成净”；与之相应，在冯契那里，“转识成智”也关联着理想人格的培养，转识所成的“智慧”同时也是自证的德性。不难看出，冯契对“转识成智”这个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词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杨国荣教授接续了金、冯二位前辈的智慧探索，近年来系统地从“事”的角度探讨哲学的诸多重要方面。。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许多含有“事”的表达，如“事实”“做事”“事情”“事体”等。我们用它们，但又对它们日用而不知。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描述的工具的“上手状态”：我们熟练地将其作为工具而使用，却从未以“主题化”的方式看待它。通过“做哲学”时的慢慢辨析打磨，日常语词可以转化为具有丰富内涵“说理词”。比如，我们用“本事”表示能力，这一语言线索启发我们思考二者的联系：一方面，能力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能力又需要以“做事”的方式得到确证，“本事大”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做事的过程中逐步将自己的能力呈现出来。这样理解“本事”，固然有些“离俗”，却又不“悖俗”。离俗而不悖俗使得在日常用法与哲学思辨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成为可能，由此它也成为哲学介入生活的契机：当哲学家“自我作始”的新用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哲学的说理词逐渐化为我们大众日用而不知的说法，哲学的运思就渗入了生活世界，从而成为哲学家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总之，可感的语言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从思想传统获得滋养。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传统哲学话语的阐发和日常汉语的化用，既是中国哲学当代转换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第二部分中，刘老师围绕钱锺书讨论“做哲学”。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对王弼《老子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
狗”中王弼将“刍”与“狗”拆开来的解释做了分析，并反驳了严复以之为“物竞天择”之理的说法，指出其传达了对目的论的思想的批评，进而分析了“法自然”思维存在的问题。
钱注富有洞见，对于我们如何做哲学也有很多启发。首先是文献阅读的工夫，扎实的文献解读是做哲学的基础。其次是义理辨析的能力，如钱氏分疏“不仁”之二义，揭示严复所犯的范畴混淆。又如，钱注辨析了三种“然”，即“实然”“宜然”和“果然”，用“事与愿违”表示“果然”与“宜然”之间的距离。这同时也表现了钱氏锻造概念工具来辨名析理的能力。再者，钱氏对“法自然”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分析，这可以说是从第一阶分析转入了第二阶分析。“法自然”的实质是一种类比联想（analogy），不具有逻辑上的严格性，从同样的自然事实可以推出不同的人事应然。钱锺书曾有“分散眢论”（fallacia divisionis）一说，与之类似，我们也可以拈出“法自然眢论”，以此反思当代哲学（包括认知科学）中出现的新型的自然主义谬误。
讲座最后，刘老师总结了“做哲学”的三个方面：辨名析理，打造概念；中西会通，史思互动，生活世界与经典智慧相与激荡；接受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启发与挑战，彰显哲学本有的超学科性质。
图文｜邓希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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