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8日，由“中国诠释学”上海市社科创新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涵静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诠释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期）”第四讲《康德的批判哲学与超越问题——从形而上学的视角看》于线上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主讲，广西大学黄小洲教授主持，众多师生于线上共同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张志伟教授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了形而上学中“超越”问题的重要性。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一个外来词，井上哲次郎根据《易经》翻译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诞生于古希腊哲学，孕育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成熟于德国古典哲学。而“超越”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生死难题”，超越问题的一端是形而上学，另一端是虚无主义。康德哲学正处于形而上学形成过程中的转折点。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形而上学，但却不得不面对超越问题的时代，思考康德哲学的问题也就是思考我们自身的问题。
接下来，张志伟教授具体介绍了形而上学中的超越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结合与17世界科学革命在知识领域引起的变化是构成哲学史重大转折点的两个历史事件。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是西方哲学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是形而上学的开端和基础，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是通过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融合，在晚期经院哲学中才逐渐成形。哲学与宗教均起源于终极关怀的问题，“超越”是其中应有之意，不过哲学与宗教所理解的超越是不同的。
超越（transcendence）与内在（immanence）相对，意指超越某种决定性界限而存在的东西。在中世纪哲学中，上帝是“绝对的超越”。“绝对的超越”是基督教神学对形而上学的贡献，表明人与上帝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希腊哲学似乎使基督教申雪从其中看到了在信仰之外凭借自身通达上帝的可能性，然而哲学的超越并非如此。哲学与宗教“超越”的区别就在于，哲学基于“此岸”的理性，宗教则往往属于“彼岸”的信仰。既然哲学是对宇宙万物存在的“静观”，那么知识的可能性就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前提，这关涉到两方面的“超越”问题：一方面，普遍性对于个别性的超越；另一方面，存在对于思想的超越。
到了17世纪，科学革命使哲学陷入危机，旧有的哲学无法为新兴的自然科学奠基。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素养的哲学家们试图为知识重新奠基，科学与哲学成为了“同盟军”。然而，近代哲学带有二元论的深刻烙印。二元论将知识放在心中而将知识的对象放在心外，实际上切断了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关联。康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以彻底贯彻笛卡尔二元论的方式解决超越问题。
随后，张志伟教授通过梳理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介绍了其对超越问题的贡献。
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认为感觉经验与知识在心中，物或者认识对象在心外。而康德意识到，知识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相关的领域，所以认识中既有感觉经验的因素，也有认识主体的认识形式渗透其中。康德以悬搁物自体的方式，完全从主体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纯粹理性体系”，这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体系。不过，与笛卡尔不同，康德所讲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他的自我意识包括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经验自我包括感觉经验以及变化不定的意识情状，先验自我通过一套范畴体系作用于经验自我。由此，康德提出“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康德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内在性，也包括经验世界于自身中，从而将被唯理论和经验论隔离于意识之外的对象“还给”了意识。就此而言，先验自我通过先天认识形式而实现了经验世界的统一性。
康德将先天性解释为“先验的”（transcendental）：所谓先天认识形式乃是并非来源于经验，同时构成了经验的先天条件的东西。它既是经验和知识的条件，也是对它们的限制。康德通过这种不可知论一方面强调了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为形而上学的超越理想留下了余地，把形而上学的根本理想从认识领域转移到了道德领域。
我们所认识的现象不是终极之物，引起现象的“本体”才是终极之物。对形而上学来说，现象是感觉之物，本体是思想的对象。根据康德，本体是思想的对象但不是认识的对象，它只是一个消极意义上的“界限概念”，它标志着认识的界限。康德将其积极意义转向了实践理性的领域。
然而，形而上学以本体作为认识对象是不可能的，但形而上学的理论自身却是自洽的。张志伟教授指出，在康德哲学中，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却难以自洽。这意味着出于意志本体的道德行为一旦做出便落入现象界，从而受自然法则的制约而不受道德法则的支配。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判断力批判》中合目的性原理的任务。
在《判断力批判》导论中，康德已经表明，在“超感性的东西”上面，“既不能为知性概念也不能为理性概念拥有一个用于理论认识的领域”，“我们的理论只是丝毫也没有由此扩展到超感性的东西上面去。”康德区分了两种因果性：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后者体现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法则。问题是，自然领域与自由领域现在存在着明显的鸿沟，以至于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过渡。但是，后一个世界应该对前一个世界有影响，因为动机作为目的可以决定我们的行为，所以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法则所提出的目的在自然中得到实现。因此，自然必须被设想为它的形式的合法则性至少与出于自由法则的目的活动相协调。这一中介环节就是反思的判断力。
反思的判断力有一个范导性的先验原理——合目的性原理。当我们把由自然的机械因果律统治的自然“看作”是一个合目的性的统一整体时，道德法则作为人类理性的动机而做出的目的活动，与服从于机械因果律的自然，便有可能协调一致，至少一个遵从道德法则做出的道德行为在服从于自然法则的自然界中是可以实现的。
实际上，判断力的作用涉及到对批判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的整体理解，涉及到自然的统一整体性。形而上学为了完成自然的整体，以某种先验原理来弥补经验原理的局限。根据康德，我们在自然界中能发现的只有自然因果律，以某种先验原理来解释自然宇宙是没有根据的，于是他对形而上学的自由因做了实践理性的解释。
康德以反思判断力要求合目的性作为范导性的先验原理，以有机体作为“例证”，论证了自然的合目的性可以作为我们看待自然的一种方式，既说明了自然具备满足实践的目的活动的条件，亦由此使自然成为了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从而使“纯粹理性的体系”得以完成。如果我们将自然看作一个合目的性的整体，我们就需要追问这个合目的性的整体的最高目的以及创造的终极目的。康德认为，这个最高目的就是人的文化。然而，最高目的的目的，必须是超感性的东西，康德称之为“创造的终极目的”。
康德试图构建的形而上学与以往形而上学的不同就在于他将自然整体看作是一个目的论的体系。对人类理性来说，人的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它指向“道德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的体系”最终体现为一种道德目的论。
最后，张志伟教授通过对transcendental（先验）和transcendent（超验）的区分谈到了形而上学在超越问题上的转变。
张志伟教授指出，形而上学在经院哲学晚期形成了两个分支，即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康德的区分就源于他对形而上学这两个分支的批判反思。康德认为，特殊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而一般形而上学经过批判哲学的改造可以由先验哲学所替代，康德称之为“内在形而上学”。紧接着，张志伟教授讨论了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问题。从“内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康德的transcendental乃是超越与内在的调和。其创意在于，将transcendental的主要含义看作是独立于经验同时构成经验之条件的先天认识形式，由于它们并非源于经验，因而相对于经验是“超越的”，但由于它们作为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并非外在于经验，而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所以也可以说是“内在的”。不过，作出以上区分并不意味着transcendental没有“超越”的含义，同样不意味着transcendent没有积极含义。毫无疑问，“超越”是形而上学的根本诉求。transcendental的主要含义仅仅是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而且构成了对经验和知识的限制，即使含有超越的成分也无法满足形而上学的理想。
自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一个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将形而上学的自由因落实到了实践理性的意志之上，从而为transcendent开辟了新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transcendental出于理论理性，transcendent出于实践理性，这是否在说超越统统出于人类理性，只有所谓“内在的超越”而无“绝对的超越”？
康德一向强调道德法则是对于一切有理性者普遍有效的法则，因而，这条原则并非仅仅局限于人，只是对于人而言法则具有命令式的形式而已。但是，有限的理性和无限的理性毕竟都是理性，而且康德不是从“最高理智的无限存在者”而是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推测”除超越性，他始终恪守超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立场，所以从“绝对的超越”的角度看，康德所谓的超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至少无法满足基督教神学“绝对的超越”的诉求。
张志伟教授认为，虽然如此，康德“调和”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它使“绝对的超越”逐渐淡出哲学，这对于其后继者，尤其是黑格尔完成形而上学的体系构建工作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将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看作一个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过程，这是一个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论的“圆圈”。
总之，康德的“转向”既凸显了“绝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也凸显了“内在的超越”的难题。“超越”与“内在”的相对隐含着人的有限性与对象的超越性两个方面。雅可比揭露了康德哲学将导致虚无主义，自有其道理，然而康德意识到“绝对的超越”在哲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转而寻求某种“内在的超越”，这毕竟也是克服虚无主义的一种尝试。
张志伟教授谈到，哲学的危机也是人类文明的危机。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反应使轴心时代的文明理念过时了。康德正处在人类文明从神圣向世俗转变的转折点上，在“绝对的超越”不再可能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所谓“内在的超越”来保持形而上学的理想。但问题是，如果人是有限的，那么单纯内在的东西不足以支撑起人生的意义。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科技文明时代虚无主义的后果，又无法持守纯粹的信仰，那么康德哲学就是我们可以不断返回去思考的理论资源。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在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寻觅一条生路，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众多师友向张志伟教授提问，张志伟教授也都耐心地一一解答。本次讲座在热烈的问答中圆满结束。
撰稿：吴育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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