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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导读丨徐竹:《知识论》导读

发布日期: 2021-10-15   浏览次数 52


2021101315:30,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2022学年第一学期第一场新知引读活动在人文楼2102如期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哲学系徐竹副教授对理查德•费尔德曼的《知识论》进行导读,哲学系同学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本次导读活动中,徐竹老师主要围绕着“知识论的内容和基本问题”“如何看待对传统知识分析的修正及其向知识论外在论的转向?”“如何看待怀疑论与语境主义的关系?”三部分内容对《知识论》一书进行了导读。

徐竹老师首先简单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知识论”的教材,适合本科生去了解这个学科的一些基本情况,对当代知识论研究有一个导论性的了解。在本次导读中,他根据书中相关内容,谈了自己对于当代主流认识论的理解,借此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地进入到该学科的语境中。

徐竹老师认为,知识论的基本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包括知识的定义问题(即知识分析问题,“the analysis of knowledge”),知识的来源问题,以及如何回应怀疑论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怀疑论所构想的图景)。这三重基本问题在古代哲学的发端处业已存在。我们会看到,在《美诺篇》中,柏拉图的谈话中就对“知识和偶然为真的信念之间的关系”之问有所涉及,换句话说他已经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对于“知识分析”的探讨。知识分析的讨论直接和怀疑论相关,因为知识分析的实质就是一个关于知识的标准问题。这样一个标准的高低决定了我们通过该标准对现有的知识大厦进行衡量后还剩下些什么。因此如果这个标准订得过高,就像笛卡尔那样认为知识是“绝对不可错的坚实的基础”那样,那么我们的知识大厦很可能到最后就剩不下什么东西,从而其结果就已经接近怀疑论,而如果知识的标准被订得很低,那么稍微满足某些标准的信念即被认为是具有确定性了的,譬如“貌似知道”也成了具有确定性的信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标准就因其被设定的过低而显得毫无价值。知识的门坎过低,很容易从怀疑论导向其反面,也即独断论。

关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徐竹老师认为,整个近代哲学,其核心问题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无非就是在追问“我们的知识从哪里来”。但在求索过程中,早期经验论对“发生”问题与“法权”问题(也即“事实的认定”问题)明显是混漫不清的:诸如洛克和贝克莱等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并未区分上述“发生”和“认定”的差别,直到休谟那里这一点才被明确。然而休谟以否定性的方式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理性来证明我们的归纳知识的合理性,从而他认为知识的法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无解的,相反应当被还原到认识发生学的,也即自然主义的道路上加以解决。与休谟不同,康德则把这个问题区分得非常清楚,他明确指出在事实认定情况下经验不是绝对的,区别于认识发生学,我们有一种独立的来处理认识规范性和法权问题的能力。现代知识论接着康德的内容来讲,但不同于近代知识论的想法,它试图以概念分析的纲领来处理康德强调的法权问题。当我们言及知识的辩护和知识的认定方面问题,在现代知识论看来,我们事实上就是在追问其背后所预设的概念框架是什么。传统知识论所反复讨论的“知识”“信念”和“理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做一个比较和反思的工作,从而去发现这个概念框架需要得到怎样的修正。

关于“回应怀疑论”为什么是知识论问题的基本一环,徐竹老师并未直接进入该话题,而是和同学们聊起做知识论需要有一种入门的“感觉”,也即一种“在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震荡摇摆的感觉”。在他看来,一个真正恰当的知识状态正是在独断论与怀疑论之间,换句话说它始终在寻找“张弛有度”的那个“度”在何方。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分析哲学进行属于自己的“反思平衡”的过程:如果立场过于独断,对于知识的论证还不够充分,就需要往怀疑论处靠一靠,而如果对于知识的要求太高,不妨往独断论的一边拉一拉,或许有时候不做更多的辩护和论证,我们得到的知识状态反而是更为恰当的。或许对于独断论的恐惧会令我们在任何一点都无法停留,而不断尝试寻求更多依据,寻求依据的极致却使我们走向怀疑论,但在任何一点的停留都会令我们置身于怀疑论的威胁之下。总而言之,我们的探索始终摆荡于知识论主轴的两个端点,并试图去寻找恰到好处的平衡。

徐竹老师还分具体话题向大家介绍了知识论的外在论转向。他首先提到,盖梯尔问题看上去像是非常特设性的思想实验,但却并非一个无聊的问题。它的目的不在于让我们讨论反例本身,相反其实质是通过挑战传统知识的三元定义,要求对知识的相关概念体系进行一个反思平衡的工作。反例体现出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原来的知识框架需要得到讨论和充实。从“知识论主轴”来考虑,盖梯尔问题实际上刺激我们从独断论的方向向怀疑论的方向转了一下,继而发现只有认知者所获得的认知内容是不够的,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真信念与我们所界定的“知识”之间存在的距离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加以填充和修正。

而这种修正的结果就是各种形形色色的知识论外在论立场,这部分内容对应到书的第五章。外部论强调能够为知识进行辩护的东西首先并不来源于心灵内部,而是心灵与世界的配合,甚至直接来自世界本身。传统的知识论者普遍持有一个内在论的立场,认为“知识”的辩护基本取决于认知者自己的理由和某种内在的关系,而外在论者则认为需要引入更多世界的维度,或者世界与心灵的关系,由此会发生一些传统知识论中不会发生的东西,例如主体的认知责任与知识的规范含义被划分开来。在近代哲学的意义上,知识的规范性会落实在主体的认知责任上,但是知识论外在论的图景则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全来自主体,相反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世界本身。但是正如我们在古德曼所构想的“假谷仓案例”中所能看到的那般,世界本身的问题使得我们面对一个特别不友好的认知环境。但作为认知者的我们在认知责任方面并无亏欠,相反完全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也符合知识的规范性要求。现在外在论者会考虑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完全是认知者本人的认知责任问题,相反它需要的是来自世界本身的条件,其中带有偶然运气的因素,不是认知者本身所能涵盖的。这种考虑让我们的视野在知识论主轴上有了一个移动,进而将认知运气的因素考虑在内。当然尽管我们不排斥知识规范性有外在因素存在,但也不能因此完全放弃对认识责任的考虑。尽管不完全在我们的认知能力之内,但我们对一些东西的形成就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不同于可靠主义认为个体没有办法为其自己天生的认知能力负责,从而完全将认知主体与认知责任割裂开来的做法,德性知识论或许更符合我们常识中对“知识”的理解:一方面由于心灵与世界的结合,我能否培育出某种德性是有条件的,而这种德性的发挥也需要在恰当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但另一方面,我们并未完全切割掉自己对德性的责任,相反每个人都负有一种培养自身德性的任务,在整个过程中,知识被视为一种构成性的结果。

徐竹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怀疑论和语境主义之间的关系。怀疑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哲学形态,一直从皮浪式的怀疑论延伸到近代笛卡尔(休谟)式的怀疑,而现代知识论所处理的怀疑论则与它们存在一定的区别。本书第四章主要呈现了怀疑论的四个论证,其中作者较多关注了传递性论证。传递性论证的结构大致如下,它教导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建构一个怀疑论的结果:首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怀疑论的图景,例如我是“缸中之脑”(BIV)。这一图景需要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我不知道它是假的,对应到我们的例子中是,任何一个人类认知的主题都不能确定地知道他不是BIV。我们以此作为一个怀疑论的前提,由该前提可以继续往下推论,我们知道的任何一条知识P,由BIV假推论P真,从而构成一个蕴含式。但由一个认知封闭原则可知,既然我们不知道BIV为假,就不知道自己知道任何一个知识。对此可以有两重回应帮助我们突破这种传递性论证,其一是像诺齐克一样否认认知封闭原则,从而转向一种跟踪真理论,另一种则是来自摩尔主义的解答,即否认前提成立,换句话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怀疑论图景本身为假。然而摩尔主义很容易招致独断论的批评,我们会认为它在认识论主轴上往独断论的一端滑了太多了,由此引发了对于“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证据反驳的义务”问题,摩尔可以对此回应称我们不需要一个不可错的标准,相反我们可以把认识的标准定得稍低一些,从而接受一种可错论。

在这个前提下面可以进一步引入语境主义的观点,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摩尔主义的一种弱化版本:我们“知道”的标准实际上是依据我们的语境来设定的,例如在日常语境下我们可以允许较低的标准,而在进行哲学讨论时则有理由提高知识的标准。在这里,语境改变的标准即是对实践事物的考虑,这种考虑会影响我们对于真假标准的设定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实践侵入的语境主义存在一些反驳认为语境的问题不应该被视作是知识标准本身的调整,或者至少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调整。但总体而言,语境主义的考虑在徐老师看来符合认识论主轴上的犹疑,语境的标准决定了我们在决定考虑或排除一些可能性时的相关项。

最后,徐竹老师谈到了自然主义和实验哲学对传统的概念分析纲领的冲击:自然主义作为当代很盛行的一个潮流对先天知识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以蒯因为主的彻底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者强调不存在绝对先天的知识,连逻辑原则都是可以调整的。而实验哲学则是把先天知识的问题转化为一种哲学家的直觉和大众直觉进行比较的问题,所谓的一些先天知识不过是哲学家认为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其中更涉及到普通大众和受过训练的哲学工作者乃至哲学家的直觉的比较问题,是不是前者就不那么普遍有效?是不是直觉就是不可调不可变?这些都是它关心的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知识论的意义被削弱甚至可以被完全取缔?徐老师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反驳。首先,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在今天也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形态,蒯因的认识论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他试图让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来取代认识论的问题,这和休谟当年的做法差不多——也即认为法权问题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我们可以随着对于事实发生机制的研究的深入自然而然地使得法权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研究的实质上就是认识论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来,我们暂时没有看到蒯因的愿景得到实现的可能:我们的确看到认知科学和哲学的交融,但前者并未完全代替后者,法权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适应认知发生学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知发生学的成果可以用来解决法权问题。实际上,认知机制的事实和我们采取怎样的框架去奠定知识和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的。第二个理由涉及到先天知识的存在与否问题,自从分析和综合的截然二分被打破,先天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的明确界限得以消除,但先天知识的存在性并不就因此被取消。事实上始终存在着一些不证自明的知识,在认识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先天知识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愿意在知识论主轴的某一点上停下来,即使它们是随认知发生的结果而变化的。

在徐竹老师看来,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中提出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确存在某些事实判断转化来的枢轴命题,尽管这些枢轴命题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些事实判断,但它们对于我们讨论知识命题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些命题表面上有事实命题的形式,实际上却构成了我们能够去有效怀疑的前提,因为怀疑本来就处在我们讨论知识的语言游戏之中。先天地位的知识并不脱离我们经验知识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主义的观点也是成立的,它们的确是后天实践结晶而成的成果,但它们却也的确形成了稳定的,基础性的自明基础,而这样一些基础是的确存在的。如今大部分认识论学者都会接受自然主义的立场,但他们也并不否认先天知识的存在,进而把知识论还原为心理学。相反大部分人接受的自然主义是中性的调和性的立场,这种立场有一种锚定我们知识的功能,通过它,我们或将能够在独断和怀疑之间寻找到更加恰当的属于“知识”的位置。

讲座最后,徐竹老师与同学们就“自然发生学的背景能否给出支持先天知识的标准存在”“认知语境主义与实验哲学的关系”“辩护与规范性的关系”“证据主义与内在主义的差别”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丨蔡添阳

图丨邓希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