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启小传

徐怀启（1905 – 1980），安徽含山人，我国著名的基督教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1927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哲学系，获文学士学位。1927年至1929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193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和圣公会神学院学习，获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从教，1943年起为教授。1952年9月起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先后开设过形式逻辑、欧洲哲学史、基督教史等课程，代表性著作为《古代基督教史》。曾担任上海逻辑学会顾问、《辞海》编委会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

做一个得着生命的、爱光的、看见真理的人。

人只有在默默无闻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做点学问。

                                               ----徐怀启

徐怀启先生生前的最后工作岗位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教授。他是在1980年春节的前夕，即2月4日，因病突然去世的，享年75岁。他多年来患有高血压及坐骨神经关节炎等老年人的疾病，一年前却还兴致勃勃地远赴昆明参加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作为基督教史的专家，与季羡林、任继愈、丁光训、赵复三等130余位学者谋划成立中国宗教学会，振兴“文革”后的中国宗教学研究，回沪后又忙碌于招收基督教史研究生之事，劳累加上体弱，终于病倒而不幸逝世，他平生丰厚的积累就此失传。

一位心里带着遗憾又孜孜以求的老先生默默地走了。有77级学生日后生动地回忆当年的情景：1978年初春，政教系为恢复高考后进校的第一届大学生配备了几个最好的老师来上课，都是著名的大学者，“有一个现在提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基督教研究的权威徐怀启先生。他是中国老一代学者中很少几个精通拉丁文的。……记忆之中，依稀残存的，他只是一个穿着中式棉袄的老人，瞿瘦，疲惫，不拘言笑，时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陌生的英文和古希腊文，让我们感觉敬畏。课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学生提问。过了一两年，就听说老先生去世了。他离开人世之前，想必很寂寞。”（许纪霖：“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

一、一个从洋学堂里出来的博学的基督徒学者

    徐怀启是在基督教教会兴办的几所学堂里成长的，长期受到西学的熏陶，但他骨子里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习惯穿“中式棉袄”的、为社会多做事少说话的士人风度。他原名徐应长，籍贯是安徽省含山县运漕镇。该镇在长江的北岸，处于芜湖与巢湖之间，历史悠久，但经济落后，民众生活困苦。徐先生生于1905年，幼小时当小店员的父亲便去世了，由母亲把他艰辛带大。那时，西方基督教的重要教派美国圣公会正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传教，而他的母亲就是一个热心的传教人员。美国圣公会历来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诸如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武昌的华中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都由它创立。在这样的环境中，徐先生从小就受到该教会的教育和经济资助，在家乡及芜湖等地的教会学校里读完了小学与中学，学费和膳费一般都是免除的。

    1924年9月，徐先生沿着长江西行来到武昌，就读于教会主办的华中大学哲学系。学费是免的，膳费与日常生活用费均有补贴。那一年，华中大学刚由原来的文华书院等学校组建而成，开始了3年的试办期。新生仅有34名，都来自长江沿岸由美国圣公会资助的教会中学。学校的强项是神学、图书馆学、师范等。当时的教务长、后出任首任校长的是韦卓民。韦先生曾在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处攻读哲学，回国后在华中大学讲授哲学、逻辑等课程，通晓英、法、拉丁等语言，著有《亚里士多德逻辑》、《形式逻辑纲要》等书，并翻译了康德的几部艰深的著作，被后人称誉为“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基督教徒”。徐怀启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思考”、“喜欢理论”、“喜欢研究”的人，他很可能在大学求学期间就受到了韦卓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后由于北伐军在1926年10月攻克武昌，1927年又不断出现反帝浪潮，华中大学在5月暂时关闭了。但徐先生还是拿到了文学士的学位，并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

    圣约翰大学也是由美国圣公会在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并有“东方的哈佛”之美称。徐怀启在其神学院从1927年到1929年学习了两年，学费和膳费仍是免除的，一般的生活费则先向教会借，以后再归还。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光与真理”，这给徐怀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晚年写的著作《古代基督教史》中曾经很逻辑地分析过生命、光、真理这类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概念。徐先生很有兴趣地讨论了《新约》中“约翰福音”开篇的几句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认为与黑暗相对的“光明”这个概念来自波斯宗教的影响，但这里不是简单地指日月星辰的光，而“真理”取之于希腊的哲学思想，但也不是那作为人的理性的对象的真理，它们都是“道”的启示作用的表现。他很可能认为，一个人既要追求现代的科学知识之“光”，不为愚昧所蒙蔽，又要追求基督的宗教信仰之“真理”，“做一个得着生命的、爱光的、看见真理的人”（《古代基督教史》）。徐先生在其余生中，既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讲授理性的欧洲古典哲学与逻辑，又作为一个基督徒研究、讲授基督教历史与神学，知识理性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看来并不矛盾。

    1929年的夏天，徐先生在读了两个大学之后先去了芜湖的一所教会中学即广益中学，当了3年的教员。广益中学的前身是圣雅阁中学，其实也就是他读中学的母校。这应该是当地比较有名气的学校，中共领导人王稼祥、李克农都曾是它的学生。之后他又到南京中央神学院当了5年的教员。教学的内容仍是他心目中的“光”与“真理”两个方面。1937年9月，在教会的安排与资助下，徐先生去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及圣公会神学院留学，历时3年，获得了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哈佛的哲学系是一个历史名系，哲学的风格总体上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但也很重视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每学年都会开设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古典哲学家的课程。徐怀启当时师从哈里·沃尔夫森教授研究中世纪哲学。沃尔夫森是美国研究犹太教的专家，也是研究斯宾诺莎哲学的权威，1974年去世。另一个有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是奎因，他当时正在哲学系任教。徐先生曾经说自己的特长是“欧洲古典哲学”（包括古典逻辑），显然也深深受到哈佛哲学系的影响，但他从不喜欢炫耀自己的哈佛身份。同时，由于古典哲学和神学对语言的掌握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徐先生在此环境中对外国语言的使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英语自是非常熟练；他自认为次一等掌握的是德文和法文，能阅读黑格尔、康德的德文著作，也能阅读马利坦的法文著作；再次一等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能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也能阅读圣托马斯的拉丁文著作。解放后，他还学习过俄文。也就是说，除了母语，他至少掌握、了解6种外语。难怪有学者会感叹，“那样博学的神学家，现在再没有了。”

1940年夏天徐怀启学成归国，受聘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52年9月学校被裁撤之时为止。期间，1943年他将近40岁时任教授，兼学校的副牧师（1949年时转为正牧师）主持学校的宗教活动，短暂地担任过学校的训导长，上海解放以后从1949年9月开始还担任了3年的校政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从历史发展来看，圣约翰大学教员的一大来源是本校培养的留校毕业生以及归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学有所长的中国籍专家学者，逐步取代了原来的西籍教员，甚至担当了学校重要的行政职务。1951年至1952年期间，徐先生还当选为长宁区人民代表。常有学者的回忆佐证了徐怀启在圣约翰的大致经历。例如，1949年毕业于圣约翰的汝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研究）回忆道：“我原来不是学哲学的，也不是学美学的。解放前，我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里根本没有美学课，哲学跟神学搞在一起。哲学神学系只有一两个学生，教授比学生还多。开始是修选的，当时教会学校要求选修一门跟宗教有关的学科，我选了‘哲学与宗教’。谁讲的呢？有一位老学者叫徐怀启，他本人是一位留美学者，一位牧师，研究神学的。解放后他在上海教哲学史，教外国哲学。徐怀启讲哲学与宗教课，我在大学的全部哲学课只上了这一门”（“在哲学与美学之间——汝信研究员访谈”），“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全部正规的哲学训练了”（《汝信文集》自序）。说实在的，徐先生那时仅40多岁，应该还不算“老”，而且也许是他精神上比较得意的时期。不过，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中国社会总体上处在战乱、动荡、转型之中，一些知识分子即使有的欢愉往往也是与痛苦、紧张、不安交织在一起的。在经济上，徐先生也如同当时的许多教师一样需要在几所学校兼课，来回奔波以养家糊口。除了上课，他在基督教刊物“天风”上以“默厂”的笔名发表了10多篇文章，并由广学会在1950年出版了他有关学习圣经的译著《读经的伴导上集》。可以说，徐先生的前半生都是在国内外的洋学校中度过的，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也有了扎实的教学研究能力，厚积而薄发，日后慢慢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限地释放出他的学术能量。

二、一个热心于逻辑学的教学与普及的逻辑学家

    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专业大调整。9月，经华东教育部决定，圣约翰大学被宣布裁撤，其教育系及理学院各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神学院被取消，它的学生转入南京的宗教学校。那时，华东师大也才成立1年之久。徐怀启先到教育系后到政治教育系工作，当他的逻辑学教授，历时28年。1955年5月华东师大开始进行工资级别的评定工作，将近1年才结束。根据校史资料记载，评出一、二级教授共26名，没有徐怀启的名字， 那末他应该在75名的三级教授之中，但他曾说自己是四级，工资218元。不管哪个级别，他是决不会计较的。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他欣慰地写下了自己“仍为人民教师”的感言。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所需要的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去适应新的社会、新的工作环境。

院系调整后，政治教育在华东师大有了专修科，过了两年升格为本科。1955年冯契教授会同刘佛年、周抗、徐怀启、曾乐山等先生在政教系内组建了哲学教研室，从而有一批教师专门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以后的哲学系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徐先生也由此转到政教系工作。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不可能再进行基督教的教学，而把兴趣放在了意识形态不怎么强烈的形式逻辑上。但形式逻辑（主要内容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归纳法）在那时是一门受到贬低的学科，黑格尔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批评过它，认为它只讲思维形式不讲思维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徐先生对此并不以为然，带领着两位青年教师何应灿和彭漪涟忙碌于在政教、中文、教育等系讲授形式逻辑。他对助教们有严格的要求，要他们制定自己在逻辑学方面的进修计划，听他的课并协助做辅导工作。日后也成为逻辑学专家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彭漪涟回忆说：“徐先生喜欢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讲抽象的形式逻辑。通过他的教学，我进一步理解了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我个人作为解放后不久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了一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最初听他的课，总觉得理论性不强，讲哲学道理不多，不够味。其实这正好表明我自己没有真正深刻理解形式逻辑是一门非哲学的学科，才导致了对徐先生讲课内容的误解。形式逻辑只是一门基础性的、工具性的学科。虽然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不能在教学中掺杂过多的哲学原理。”

50年代中期起，在全国范围的逻辑学界内开展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周谷城，金岳霖等名家纷纷发表文章。上海的几个逻辑学专家，如徐怀启、徐孝通、傅季重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哲学学会下的逻辑学组，积极参与讨论，举办讲座，为普及、发展形式逻辑作出了贡献。那时，徐先生时常带他的两个助教去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参加逻辑学组的讨论活动以开阔他们的眼界，他还不断到各机关和学校去讲授逻辑学的基础知识。为了节约开支，他往往是从华东师大步行到中山公园才乘公交车去宣讲。曾在上海空军第一文校师训班从事逻辑教学的沙青先生回忆说：“由徐先生的引荐，在1959年底至1961年初，我经常参加上海哲学学会逻辑组在科学会堂进行的学术讨论活动，服务员免费供应每人龙井茶一杯。徐先生穿着简朴，人颇精神，富有朝气。1960年冬师训班曾请他讲过一次逻辑中的‘证明’，随他来听课的有彭漪涟和何应灿。” 另外，徐先生在1957年创刊的杂志“学术月刊”（由上海社联主办）上陆续发表过至少6篇文章，其中2篇是关于逻辑的：“什么是论式的正确性？”（1959年第8期），和“亚里士多德论‘论证的原理’”（1962年第4期）。在前一篇中，徐先生表示自己最近阅读了不少有关逻辑问题争论的文章，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推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大家对推论的正确性有不同的意见。他通过对简单直言三段论式第一格第一式的详尽分析，强调了正确性与真实性相关联的看法。在后一篇中，徐先生使用的基本理论资源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和英国著名学者W·D·罗斯的1924年版英文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力图说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在其历史来源上不能简单地都归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还是一个问题”。徐先生的这两篇论文都涉及当时逻辑学的前沿问题，都写得很平和，表明他那时的思想很活跃，但为人低调，说话谦虚谨慎。正因为徐先生在逻辑学界德高望重，晚年时被邀担任上海逻辑学会的顾问。

三、一个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权威专家

    亚里士多德是徐先生崇敬的一位古希腊思想家。这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思想与形式逻辑、欧洲古典哲学、基督教神学都有密切关系，而徐先生的学问、学术兴趣、乃至为人，显然都与亚里士多德息息相关。徐先生称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伟大的形式逻辑理论的创始者”，认为他的思想“不仅呈现着古希腊哲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也显示出古希腊哲学的自发的辩证法”。他50年代的一大计划是要翻译亚氏集中阐述演绎法的著作《工具论》，并已译出了一部分，但后来由于“文革” 被迫中止了，而到晚年时已无精力把此译稿再校阅一遍。1957年进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黄颂杰曾在回忆他的老师们时讲到徐先生：“为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学得实在，全增嘏先生特地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徐怀启教授讲解亚氏的经典《形而上学》。徐先生精通古希腊文、拉丁文，是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他将《形而上学》的古希腊文本、拉丁文本和英文本相互对照，逐字逐句仔仔细细地进行解读。从此徐先生成了复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常客。他与全先生和其他教师结下了友谊”（黄颂杰：“百年复旦园中的哲学园丁” ）。徐先生之所以是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权威，首先就在于他能读原文著作，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并与其它语种译本进行比较，从而把握准确含义。这样水平的人才当时在国内屈指可数。其次，他读书的心态如同他信教一样虔诚，“细细地阅读这些章节里并不流畅的叙述，耐心地在这些叙述里探索亚里士多德所展开的曲折思想，不厌其烦地推敲他使用的一些不易捉摸的词句”（“亚里士多德论‘论证的原理’” ）。第三就是他独到的见解。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的原理”或“推理的原理”的研究不能归于“分析的科学”，而是属于第一哲学的范围，因为这是每一个存在事物的原理，为一般性存在，为有之为有的全部所具有。而一般性存在、有之为有的全部，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再如，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它“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我们应不应该把一个哲学家自觉地、有意识地研究的原理和他不自觉地使用着的原理区别开来”？徐先生从来不会自封自己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是由同行们认可的。1960年时，在北京工作的逻辑学研究员周礼全先生来上海，特地到华东师大看望徐先生，俩人一见面就全神贯注地研究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原来周先生是为了弄清其中的几段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来请教徐先生的，而事后徐先生也极高地评价了周先生为学的钻研精神和严谨态度。

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新形势下徐怀启先生还满腔热忱地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研究。1958年，为配合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学术月刊”编辑部组织了一次关于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的座谈会，胡曲园，周谷城，刘佛年，徐怀启，蒋学模等学者都发了言。为讨论这个问题，徐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他幽默地说：“我过去是搞形而上学的，现在又教形式逻辑，因此提出问题难免陷于形而上学的看法”（“学术月刊”1958年第4期）。通过对诸概念和命题的逻辑分析，他得出了“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抗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的看法。同时，徐先生还直言了这样一个观点：人脑的活动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的，而是要经过错误的纠正才能反映正确；错误与正确的矛盾不能就视为是唯心与唯物的矛盾，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错误不能认为唯心主义的错误；如这样提，唯心主义的概念就太广泛，人人也都成为唯心主义者了。显然，他一直在竭力避免用当时流行的极左的眼光看待问题。另外，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的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熟练地使用着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观点，区分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的不同地位。徐先生一生中比较大胆的一声呐喊，是发表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1期的短文：“怎样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他乐见“学术月刊”成为展开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园地，希望大家多写文章对某些问题展开学术的讨论，甚至“展开口头的公开辩论”，建议“开辟读者园地”，让读者发表对文章的意见，要多向年青人组稿，因为“根据我几年来参加政治和社会的运动的体会，青年同志们对于新事物的感受是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人更加敏锐些。”那一年，他55岁，到华东师大第8个年头。社会在转型，个人的身心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变化。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由“定扬译、徐怀启校”的西方学术著作《开放的自我》，作者是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C·W·莫里斯，写于1948年。莫里斯是指号学的代表人物，开创了对语言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甚至价值论几个方面的研究。徐先生化精力来校阅这本书名前卫的著作，反映出他当时很注意吸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该译著一开始是作为“内部读物”发行的，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次印刷公开出版。

徐怀启先生对华东师大的图书建设也是有贡献的。1952年并校时，圣约翰大学的大量图书进入华东师大图书馆，丰富了馆藏。而徐先生也一直十分留意搜集哲学类的中外文著作。据哲学系教授张天飞回忆：那时徐先生受冯契先生的委托，经常在课余跑书店，尤其是福州路的几家旧书店，寻觅各种有价值的书。他先选中抄录书名后回来经冯先生过目，再请校图书馆前去购买。这样，久而久之，在华东师大图书馆保存了数千册哲学类外文书籍。至今人们还可以在书架上欣喜地看到许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旧版本的原著，甚至看到众多有关中国哲学的外文旧书，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7年英文本等等。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徐先生的多少心血，其背后则是浸透着他终身的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人文精神。

四、一个严谨的基督教神学—哲学家

    徐怀启先生最主要的学术成果表现为他身后出版的著作《古代基督教史》，但它既是遗著又未完成，给人一种悲怆的感觉。徐先生早在50年代就计划撰写一本《基督教简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改革后的基督教三个部分，写出了编写大纲。他是完全有条件、也有信心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并早已做了充分的资料工作。1963年12月30日，一个短暂的转机出现了。毛泽东主席在看了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后批语：“这个文件……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在毛主席“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批示的鼓舞下，徐先生参加了高级别的宗教研究会议，并有幸在1964年到65年其间不仅在华东师大而且应邀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讲授“基督教史”课程，不过他公开申明，“我只能介绍资料，不能分析批判”。他还协助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美国学者G·F·穆尔的著作《基督教简史》（中译本在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接踵而至的“文革” 把他的计划完全冲垮了。徐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受到了残酷迫害，4个子女都被迫上山下乡。“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甚至都来不及抱怨一声就开始日以继夜地带病辛勤工作，写了3年，基本完成了古代部分的初稿，却突然撒手而去。到80年代，经徐先生20多年来的好朋友哲学系冯契教授的大力推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克服种种困难对遗稿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编辑，并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姚民权同志补写了最后一章，由冯契作序，于1988年7月正式出版了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这是对徐先生的一个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贡献。

徐先生认识到，宗教研究是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此时他是把基督教当作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冯契先生在其序中也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徐先生写《基督教史》，意味着要把基督教作为一个科学对象来研究，这就不仅要求“能入”，而且要求“能出”。“而要求一个教徒能够从宗教里面钻出来，以客观的立场来进行回顾考察，这是需要经历近乎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的。”徐先生在他的编写大纲中就写作目的写到：“根据基督教本身一般肯定的事实，如实地介绍基督教”。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有根据的考证、梳理，分清正典和伪典，正统和异端，神话和迷信。这是一个理性的研究过程，离开了一定的分析与综合是无法进行的。比如，对基督教的传播异常重要的“神迹”，他就作了三方面的分析。一是“病与罪的关系”，耶稣使哑吧说话，聋子听见，瞎眼的看见，这是神迹，但不是为了证明他的伟大和权能，而是与他赎罪的使命紧密相连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照一般人的看法，疾病和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认为疾病或者是对自己的罪的惩罚，或者是对祖先的罪的惩罚。因此，治病（取消罪的惩罚，取消罪的结果这种神迹）和赎罪（付出一种代价把罪取消这种神迹）是密切联系的”。当耶稣在具体的历史过程内进行救赎时，就其所负的使命来说，在这过程内他必然地要行神迹。“如果不行神迹，倒是怪事，倒是不可理解的事”。二是“耶稣对病人的态度”，他行神迹治病是出于怜悯的心情，怜悯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痛苦，“耶稣每次治病，都是从病人方面着想，亲身体会病人们的需要，力图满足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迫切要求”。三是“神迹的意义”，这个词的原来意义是记号、标志、预兆、迹象和征象，“我们应该把这词译为‘征象’。它是一件事物的特性的证明和保证”。与上述分析中蕴含的天道与人道紧密相连的观点相应，徐先生在著作中既肯定了神的超自然超历史性，但又强调，“人是自然中和历史中的人，那超自然和超历史的神要使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信仰自己，他就必须用自然和历史的方式，在自然和历史中向人显示自己”。由此可见，徐先生是以历史的态度、人性的方式、哲学的风格，冷静、科学地研究基督教史的。

应该说，《古代基督教史》是一本学术性与知识性兼备的著作。首先，它是一本知识性的读物。它对古代基督教的诞生和演变、经典与基本教义、教会组织与宗教生活等，都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这一段历史，我们中国人多数是不熟悉的。有了这本书，人们便可以时常翻阅从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知识。由于徐先生的长期身体力行的“能入”以及对细节的关注，他讲的知识让人觉得具体、可靠、可信。其次，它有助于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了解。西方文化有两个主要的源头：一是希腊--罗马文化，一是犹太教--基督教。基督教是从犹太教演变出来的，也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要认识西方文化的源流，以至要把握当代的西方社会，光研究哲学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与理论。而徐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本由中国学者来写的著作。第三，它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有独到的参考价值。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三位一体、道与逻各斯、道成肉身等教义，在哲学史上都曾产生重要影响。徐先生对它们都有深入的阐述。他考证了此处的中文翻译“道”，希腊语文本中对应的是“逻各斯” （logos），英语文本用的是word(语言，即说出的话)，认为这三者是一致的。尽管“逻各斯”有理性或作为宇宙原则的理之意，但“约翰福音”强调的是神口里的话，不采用“理”之意。这也是以犹太教的经典为根据的，因为神口里的话既起着启示的作用，还起着创造的作用。而中文“道”这个词的一个主要含义就是“说”，是“所说的话”。另外，他对亚当犯罪与意志自由的关系的分析也给人很大的启发。对中国人来说，基督教的原罪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学说是性善说。持性善说者强调道德在于唤醒固有理性的自觉，而持原罪说者强调行善行恶出于意志的自由选择，不是神所预定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而且必须负责。自觉与自愿，理智与意志，宿命论与唯意志论，这些都是哲学的重要课题。

    徐怀启的遗著出版后不久，在1989年的上半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便发表文章“读徐怀启遗著《古代基督教史》”（后收集在《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之中），表达了他的高度评价。任先生认为，徐著“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作者对基督教神学的造诣”，“为基督教史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为我国文化界增加了一份财富”。尤其对“意志自由”的研究，过去的基督教理论研究“很少达到这样深度、这样明晰的”。任先生还十分欣赏徐先生的写作手法，认为他取材极为广泛，但经过消化、提炼，下笔慎重、客观，没有什么多余的评论，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叙述的方法是“比较现代化” 的，既接触原始资料，又没有繁琐的引证，“这种态度是可贵的”。徐先生的书日后多被研究宗教或基督教的著作、论文所引用，还被列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的几所大学、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等有关宗教课程的参考书目之一。这表明，学术界高度注意到了徐先生的书，并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

    徐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据冯契先生的回忆，在编写《辞海》哲学分册时，有关神学的条目都曾经过徐先生的手。“他当时为了写‘新托马斯主义’一条，亲自跑到上海图书馆去借有关的杂志和书籍，特地翻译了一篇马利坦的文章，然后概括地写成几百字一个条目”（《古代基督教史》序）。冯先生及同事们对徐先生的治学态度总是有一种“信赖感”。而徐先生渗透在治学中的人格魅力也不断地感染着后学。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赵复三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到：“四十多年前，我敬爱的老师、中华圣公会会长徐怀启先生有一次语重心长地说：‘人只有在默默无闻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做点学问’。这话似乎抱着期望，又含着责备，使我此后长时期里，经常‘内自讼’，觉得对不起老师”（《欧洲思想史》中译者前言）。徐先生的委婉的“默默无闻”之说，蕴含着他对名利的看淡，对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向往，和对“光与真理”的孜孜追求。徐先生本质上是一个主张意志自由和选择自由的人，“无拘无束地愿望做什么，就可以立定志愿去做。……如果一个人的某个行动，是经过他自己的理智，依照客观世界道德秩序所作的考虑而选择的，并且通过意志的决定，这个行动才具有道德的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具有任何道德的意义”（《古代基督教史》）。他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也对一生中时有的“无法选择”豁达地自觉接受。

          徐怀启一生中可能还有多个的头衔，诸如，中华圣公会会长，“民革”成员，《辞海》1980年版编委会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等。不过，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史中，他绝对不是一个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人，他实在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认为自己适合做三件事：教学、研究、翻译。也许是他的复杂经历和渊博学识，容易让人有一种敬畏之心而更多地关注他的命运。《圣经》中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约伯记” ）。个人的生命终会结束，而徐先生的影响，尽管范围有限但时间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