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6年半，学习在师大，工作在师大。无论走得多远，师大，师大哲学系，都是我一回头便能找到的家。
——马钦荣
在8月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在华师大中山北路校区的一间会议室里，采访到了马钦荣教授。从1978年2月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到2004年7月离开华东师大，在这26年半中，马先生在师大学习、工作，同师大、同师大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兼容并包的学生时代
采访前，我们请马老师提供当年在华师大求学时及近期的照片。见面伊始，马钦荣教授就拿出了贴有他照片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同我们回忆起难忘的大学生生活。1948年出生的马钦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让人们看到了拨乱反正的曙光。1977年，对于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对马钦荣也是一样。当时的他，在上海一家国有企业有一份外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却毅然选择了参加高考重返校园。对此，马先生说，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高中时期就存有大学梦；另一方面，搞现代化急需人才，文革后的社会氛围令人相信高考录取标准不会再搞“政治挂帅”，而将实行知识本位。在这样的形势感召下，马钦荣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积极备考，最终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全国高校录取的21万多大学生中的一员，跨进了华东师大（那时叫“上海师大”）的大门。过了些日子，77级又实行扩招，那一届全国高校招了27.3万新生。
77级政教系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有46、47年出生的，也有六十年代出生的“60后”，然而大家都极为活跃，求知欲望很强。对此，马先生回忆道，那时的图书馆天天一开门就坐满了人。学生一清早就要出操，但有的同学经常过了夜里12点还在看书学习。“当年学校食堂的服务没有现在这么周到，学习到十点十一点，这些同学就会去学校正门对面的曹家巷小吃店吃一碗馄饨。”马先生笑着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逐渐从压抑的政治氛围中释放出来，整个社会都很宽容，学生的思想更为活跃，可谓一个开放包容的年代。老教授们重上讲台，为本科生开课，为全校师生开讲座。学生社团活动活跃，墙报、辩论、印刷物随处可见。华师大在上海高校中可说是最为活跃的学校之一，大家（特别是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社会问题关注度很高，参与意识很强。那时，有个人冒充高干子弟行骗，很多机构、很多人信以为真，使骗子获得了不少好处。被揭穿后，骗子受到了惩罚。据此，中文系校友沙叶新编了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若此人真是高干子弟，他应不应获得这些好处？学生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在政教系的333教室，我们对‘假如我是真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众说纷纭，畅所欲言，没有半点做作，场面十分热烈。”
马先生回忆，当时的政教系比较开明，对学生特别关爱，其中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在本科一年级第二学期，有些同学向系里申请免修部分课程，系里在商议后答应了学生的请求。具体做法是：在开课之前进行考试，由任课老师出题，只要你的分数达到系里要求的标准，这门课就可免考或者免修。第二，就是允许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1979年上半年，77级本科（二年级上）的同学们积极争取机会，希望以同等学历的名义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系里（包括学校其他一些系）经过研究，同意这一请求。马钦荣也因此在当年考取了政教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的研究生，成为冯契先生的学生。
马钦荣说，当时政教系为了培养好研究生，在课程设置与师资配置上，尽了很大努力。首先是多院校合作，以我们辩证逻辑方向的研究生为例，系里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逻辑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专业合作开设了多门课程：“冯契先生上《逻辑思维辩证法》，《西方逻辑史》则由当时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徐孝通教授讲授，《形式逻辑前沿问题》由我系彭漪涟、何应灿老师、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付季重老师上，上海社科院的朱水林老师讲《数理逻辑》。更有意思的是，《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这门课，由华师大和外校理科老师中对哲学特别感兴趣的老师分门教授。”马钦荣认为，这样多院校老师合作培养学生的方式，很值得借鉴。第二，在开课前，老师们会为学生开书目。以《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为例，开出的书目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外哲学名著、科学史、科学方法论等。马先生至今还对那时看过的经典著作记忆犹新。第三，当时的社会百废待兴，虽然思想进步的大门打开了，但是物质条件包括教材、学术资料都比较缺乏，然而老师们还是努力创造条件让学生接触前沿的东西。《数理逻辑》课程找不到已出版的教材，只能用打印稿，打印的人不熟悉内容，讲义就有不少错误。马先生认为，当时开设的课程框架搭得非常好，教学内容饱满。虽然硬件设施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但是学生们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
马先生特别说到了冯契先生的课。他说，《冯契文集第二卷：逻辑思维辩证法》，就是由当时冯契先生讲课的记录稿整理而成。每次冯先生上完课，他们四个研究生（贺善侃、徐汝庄、唐继无、马钦荣）就围着系里借来的台式录音机，比照着上课笔记和录音，整理出系统的笔记，并拿去打印。这打印稿后来就成了《逻辑思维辩证法》这一书的基础。这种做法，78级研究生就开始了，他们整理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这门课的讲稿。
启迪人生的哲学导师
在研究生阶段，冯契先生是马钦荣的导师。带着深深的敬仰和思念之情，马先生同我们讲述他与冯契先生的交往经历。他说，冯契先生为人低调不张扬，但是对学生认真负责。他会找学生个别谈话，了解学生近况。马钦荣回忆，冯契先生和学生聊天，常会问三个问题：你最近在做什么；你所做的这个工作别人做了什么，你能做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做这个事情，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以论文来讲，冯先生会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在这一问题上，别人做到了哪些方面，还有没有你能做出的新东西；另外，你要达到这一步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在深入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常会出现困惑、甚至哑口无言的情况，此时，冯契先生会根据学生的回答和提出的问题进行点拨，为学生指路。
冯契先生对学生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打好三项基本功：会读书、会找资料、会写文章。在马钦荣看来，会读书，就是掌握语言、掌握哲学知识乃至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以此为工具读懂各种专业书。会找资料，就是善于归纳、概括，从众多相关资料里，发现最精华、最有价值的部分。会写文章，就是能把有价值的资料有机组合起来，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地写出自己的观点、想法。在对自己、对学生要求严谨的同时，冯契先生也有着很好的包容心。冯契先生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够将人聚拢起来，很多人愿意同他共事。当时能形成多院校合作的教学模式，以及后来《哲学大辞典》的成功编纂，都得益于冯契先生的凝聚力。
1982年，马钦荣研究生毕业，并留任华师大。“因为有冯契先生这样旗帜性的人物，哲学系向来有着非常好的传统。那时（1982年秋）我自己也变成了其中的一份子，从系里的一个学生变成了系里发展的直接参与者。”身为同事，马钦荣对冯契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冯契先生对待自己的哲学学问是非常慎重的。在文革中，冯契先生原有的学术资料都冲击没了，他曾经在讲座中说，自己再也回不到青年时期那么富有激情和诗意的状态。然而，现在的冯契先生比以前对问题的看法更深刻，也有了更多的积淀。在冯契先生的著作中，关于真善美相统一的哲学思路，关于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的关系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思想，对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探索等等，令人读后难忘。冯契对哲学理论与哲学历史的分析方式常会使人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思路去想问题，觉得他有理。马钦荣说，冯先生的演讲和上课内容被做成讲义后流传开了，而这很可能造成别人的剽窃。有人提醒冯先生尽快出版，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著作在没有磨到位之前不出版。而他同时也表示：有人愿意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赞成我的观点，这是好事。学术严谨、待人宽容、淡泊名利，这便是一代哲学大家的风采。
回忆起冯契先生人生中最后一段时间，马钦荣的语气非常悲伤。他回忆说，当时冯契先生的身体不大好。1995年2月27日下午几位冯先生的学生（当时已是教师）再三劝他去医院，他最后也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去医院看看。没想到第二天清早五六点打来电话，说冯先生跌了一跤爬不起来。学生们赶忙将冯先生送到医院，医生的判断情况还比较乐观。“由于学校事务繁忙，那天我来回去了五趟医院，半夜12点的时候，来电话说冯先生已经走了……”冯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但是他仍然鲜活地活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他的哲学思想也将继续传承下去，一代一代，薪火不灭。
以人为本的教学生涯
在从政教系毕业之后，马钦荣留在华师大任教。在报到的第一天，当时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党支部书记张天飞老师对他们讲了很多，其中一条给马钦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你们原来是个学生，现在是国家干部、大学老师。”角色变了，身份也就变了。作为国家干部，举止言论都要符合这一身份，在社会公德、教师道德和个人品德上要有更高的要求。而作为大学老师，张天飞老师说，你们在做学生时，考90分很好，80分也不错，但是做老师，80、90分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学生问题很多，而且一些问题完全是在试卷之外的，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专业储备，解决学生各种问题。毕业后马钦荣被安排在逻辑学教研室，回忆起那段时间，他说:“教研室主任何应灿和副主任彭漪涟都很关心青年教师。”他们明确要求马钦荣要上好课，教学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同时要求马钦荣在科研上多花些功夫在西方逻辑史和辩证逻辑两个方向。教研室是有经常性活动的机构，不是虚设的东西。老教师对年轻教师的指导非常到位，青年教师有困难时托一把，青年教师做得顺利时就放手，张弛有度，使青年教师们都感到很自在。
从1988年开始，马钦荣任华师大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他认为当时的哲学系，注重学生的全方位教育，马哲、中哲、西哲训练规范，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关心，师生关系融洽。1991年秋，马钦荣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2月马钦荣被任命为华师大党委副书记，1997年起任华师大副校长。他见证了华师大的成长，为华师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师大面临 “师范性”和“学术性”之争：是坚持师范大学道路，还是走综合性大学道路办研究性大学？包括马钦荣在内的学校领导班子发动全校开展了热烈讨论。马钦荣对我们说，华师大50年代就是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要求，以及学校的办学传统、特点和优势，我们提出了办“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并在前面加上三个定语：“拥有若干一流学科”、“多学科高水平协调发展”、“教师教育领先”。1997年上半年，马钦荣改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当时，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教学工作，尤其是本科教学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教育部因此在大会小会和各种文件中反复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学。当时的马钦荣形成了“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是立校之本、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强校之基”的看法。他与职能部门同事反复研讨，提出了“基本要求+需求选择”的本科培养模式，以及“教学为本、本科为本、质量为本”的理念。他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其根本规定性是培养有专业背景的人，而基础部分是在本科。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方法、专业能力、专业训练等方面，主要靠本科阶段养成。”当时，在各院系的支持下，学校采取了多种措施落实教育部关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工作要求。2004年，教育部党组决定马钦荣教授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作为杰出的师大哲学人，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谱写自己人生的篇章。
哲学专业的训练对马钦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在一些人看来，哲学是最没用的学问。的确，以哲学专业为职业的人为数不多。但是哲学在什么地方都能用。哲学在锻炼思维方法上很有意义，掌握哲学精髓的人善于从表面现象中看到事物本质，从众多矛盾中抓住重点，从事物的现在分析出事物的趋势。哲学系的学生如果能够结合实际去思考，善于区分主次，善于抓住重点，就能把握全局，就能具有宏观的视野，这是只理解局部的人做不到的。这是哲学系的学生的优势所在。
对于哲学系的发展，他认为，要像冯契先生说的那样，“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实践”，要注重内在修炼和外部的改变，把传统弘扬起来，同时不断将新的东西融合进去。首先要弘扬传统，传统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另外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优势和特色发展出来，走与兄弟学校错位发展的道路，才能在学界有一席之地。
生活中的马钦荣先生，亲切随和、从容淡定，同时博学睿智、富有远见。他是老一辈的哲学人，也是生活的智者，华东师大哲学系一脉相承的气质已经内化在他的血液中。无论行得多远，哲学系，都是他一回头便能找到的家。
马钦荣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逻辑学会会长。1978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学习。1979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硕士研究生）学习。1982年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华东师范大学工作。1988年2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91年8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2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4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2004年7月-2012年7月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在形式逻辑、西方逻辑史、哲学等领域独立或参与完成论著二十余篇（本）。主要有：《概念论》（上海学林出版社）、《哲学大辞典》（参与，上海辞书出版社）、《普通逻辑自学门径及自测题》（华东师大出版社）、《逻辑学引论》（华东师大出版社）、《逻辑与哲学：历史的回顾》（学术界杂志）、《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华东师大出版社）、《逻辑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与实践》（华东师大出版社）
（撰稿：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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