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亦师亦友的大哲学家——臧宏教授忆冯契

冯契：亦师亦友的大哲学家

——臧宏教授忆冯契

 

题记：对任何东西都不要迷信，也不要因自己取得一点成就而骄傲自满，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探寻智慧的真谛。

——臧宏

 

2014年10月3日，第一次踏进地处家乡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此时已近下午三点。从西门一进去便是一片老旧的住宅区，楼号的排列规则也不甚明晰。经过一番寻找打听，才最终来到了臧宏先生家，一栋有些年头的旧式单元楼。走上楼梯时，臧先生早已等在门口，亲切地迎接我。臧先生已是80多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在征询了他的意见之后，我们决定这次采访采取由他本人口述，我进行记录、整理的方式。

“一位可敬的学者”

与冯契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54年的5月，时间虽已过去一个甲子，臧先生谈起当天的记忆却依然犹在眼前。当时臧先生的一位同学在做冯先生的助教，通过这位同学的介绍，他们有了第一次持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谈话的具体细节虽已淡忘，但冯先生讷言、真诚、朴实的印象却深深地留在了臧先生心中。在那之前，臧先生曾读过冯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加之这第一次的交流，他便已深深地感受到冯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学者。

结束了初次短暂的交谈，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却已是19年之后了。1973年5月，因文革而一度中断的大学政治教育得以陆续恢复，当时已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的臧先生到冯先生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系前身）“取经”，探讨如何恢复大学政治教育的问题，而当时政教系的负责人恰好将他引荐给了冯契先生，于是便有了第二次更为深入的交谈。冯先生待人亲切温和，除了教学事务的讨论，还与臧先生聊起了自己当时正在研究的荀子。他所展现出的对于荀子的研究之深入，与当时重批判而轻研究的学术风气大相径庭，这让臧先生对冯先生的尊敬又增添了几分。于是次日便又去听了冯先生的课，课上读的便是《荀子》，这节课让臧先生印象十分深刻。在臧先生的心目中，短短两次交谈和一节课程的学习，便足以使他认定冯先生是“一位可敬的学者”。这种尊敬来自于其待人接物的态度与性格，更来自于其对待学术研究之严谨和认真，这一最初的印象随着之后的交往日益密切，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日益加深。

“真正的大哲学家”

在那之后，随着国内学术风气的日益开放，两人便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会面。1979年在杭州召开了一次王阳明哲学思想研讨会，规模虽然不大，但时间较长，在那次会议上二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讨。1981年上半年，也是在杭州，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际宋明理学研讨会，臧先生为会议提供了一篇题为《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发微》的文章，认为构成王阳明哲学体系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最能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是“知行合一”。冯先生看后，便主动到他的房间找他，对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重大突破。”在当时臧先生的脑海里，冯先生是一位比他大18岁的知名学者，竟然能放下身段，如此地关心和鼓励一个后辈，这让臧先生着实感动不已。

之后，二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凡看到有关陆、王的好文章，冯先生都会给臧先生寄过去，凡是讨论陆、王的会议，也都会约臧先生去参加。两人还不时地利用书信的方式交流学术上的看法。起初臧先生在信上称呼冯先生为“先生”、“老师”，冯先生却说他们是“忘年交”，不用如此拘谨。于是二人除了师生般的学术交流，更增添了一层朋友之间的热络。臧先生印象中的冯先生，是一位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人，从不在公开场合批评别人。但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当孙叔平先生提出不要轻易戴“唯物”、“唯心”帽子的“光头哲学”，而遭到某些人的不光明正大的攻击时，冯先生却与任继愈先生一起站出来在大会上表态，认为不应当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更不应当对学术上造诣很高、对革命贡献很大的老前辈、老革命采取如此不恭之态度。冯先生的这一对学术负责而又敢于仗义执言的举动，让臧先生对之更是敬佩有加。

除了会议上的交流，臧先生也经常亲自到冯先生家拜访。他每到上海出差，或到外地开会返回路过上海，都要到冯先生家里去求教学术问题。冯先生的家人对臧先生都很熟悉，特别是冯先生的夫人见臧先生来访，不但热情接待，泡茶拿焑，而且还不时地找空问臧先生家人的情况。冯先生平生不爱请人吃饭，但对臧先生例外。有一次，冯先生和夫人特别让家人到外地买来螃蟹和绍兴黃洒，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来款待臧先生。那顿饭整整吃了两个小时。席间二人无话不说，可能是由于二人的学术旨趣非常接近，谈起来也就无所顾忌，只恨时间太短。特别是臧先生为了修改《中国哲学史教程》而住在当时华师大专家楼的40多天里，更是二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上海的冬天十分阴冷，臧先生经常请冯先生去他的住处洗澡，而冯先生也经常到臧先生那里谈《中国哲学史教程》的定稿问题，并将自己在学术上的所有的想法和思考都与臧先生分享，这对臧先生来说，算得上是收获最大的一段经历。

就是在这日益密切交往的过程中，臧先生愈发地认识到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哲学家，虽然冯先生本人一直不愿接受这个称号，认为自己能做个“好哲学家”就算不错了。但是，在臧先生的眼里，“大哲学家”这个称谓，冯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非他莫属的。他认为，有些学者可以称为“哲学大师”，但不一定能够称为“大哲学家”。要知道，在近现代，要成为一个“大哲学家”,是很难做到的。他必须要学贯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马(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中、西、马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才行。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臧先生认为，冯先生做到了。其具体理由是：第一，学界公认冯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连外国学者都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冯先生写下了长达百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这证明他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第三，冯先生虽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西方哲学的著作，但他对西方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看法，对近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看法，特別是对西方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看法，均在一般研究者之上。第四，冯先生构建的以广义认识论为核心的“智慧说”体系，其本身已向学界证明，他在中、西、马融合问题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第五，众所周知，冯先生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推荐，这表明冯先生在认识论上的造诣已远非一般的学者所可比拟。第六，冯先生在逻辑学和美学两个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不少创见。臧先生听我国逻辑学界和美学界的一些朋友说，他们每逢开重大学术研讨会，都要邀请冯先生赴会讲话，给予指导；出会议论文集，都要请冯先生写序。但冯先生为人谦虚，常常找借口，婉言谢绝。臧先生听后，常为此而感慨不已，一个哲学家能同时在几个不同领域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敬佩，实属难能可贵。试问，这样的哲学家不称他为“大哲学家”， 能称什么呢？臧先生說：“这个称号，对于冯先生来说，真可谓是‘正刚好，无二择’呀！”

“人生中最重要的恩师”

在采访中,臧先生提到他一生中有三位最重要的老师，而冯契先生则是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虽然臧先生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无缘添列冯先生的门墙，成为其嫡传弟子，但在与冯先生的交往中，在读冯先生的著作中，冯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让他获益良多的恩师。在回忆中，臧先生特别讲到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对他的影响，认为最令他难忘的，是给他出了三个研究题目，这三个题目，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学术发展走向，直到现在，这个影响还在继续着。

冯先生给出的第一个题目，是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程》。这是受国家教委委托，按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的规定编写的供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文科学生使用的教材。与此书相配的，还有《中国哲学史资料选编》一书。冯先生要丁祯彥教授和臧先生任此二书的主编，并将此二书的佛学部分的编写与注释工作交臧先生来做。完成之后，特将注释的部分拿给专门从事佛学研究的高振农先生看，他看完后给出的评价是：“准确无误”。冯先生见此，非常高兴，说臧先生能把佛学部分写得这么好，注释得这么好，实是出乎他的意料。而对臧先生来说，他之所以能够较好的完成任务，是因为他读透了吕澂的书，而指点他去研读吕澂的人，正是这位慧眼独具的恩师冯先生。冯先生曾多次对臧先生说，吕澂先生是真懂佛学精髄的人，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二书很好，要当做经典来读，要重点学习他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读久了，就会不知不觉地入了佛学之门。臧先生说，他之所以能比较快地掌握到佛学的要义，应当首先感谢冯先生。

冯先生给出的第二个题目，是深入研究张载的“知礼成性”说。这是在由广州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提出的。可惜的是，臧先生没有亲自去做这个题目，而是将它交给自己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去完成。这一硕士论文获得了萧箑父先生的极高评价，并且很快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受到了好评，说它“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臧先生时常反思冯先生为何给他出这个题目？经过再三地思考，他明白了，冯先生想表达的观点是：“礼”，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道德规范，而应当首先理解为是本体之“礼”，是荀子说的“天之经、地之纬、人之礼”的“礼”。臧先生在深入地研究了孟子的“四端”说之后，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冯先生给他出这个题目的意图的揣测。他认为，在冯先生看来，不只是“礼”，所有的“天”之四德——仁义礼智，都应当首先被看成是本体。学术界大都把孟子“四端”说，讲成了“四心”说，即只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认为“四心”不断扩大，由萌芽变成整体，道德就完善了。臧先生的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四心”应当是仁义礼智之“端”，即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仁义礼智是“体”，“四心”是用，这个关系是绝不可颠倒的。颠倒了，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化，把中国哲学讲成了纯粹是道德哲学。臧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一些观点特别是“道德主体论”，表示很不以为然，恐怕与冯先生这道题目对他的启迪大有关系。

冯先生给出的第三个题目，是着力探讨宗密的“心学”。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就对臧先生说，印度佛教中的佛学传到中国后，经历了玄学化和儒学化两个阶段，唐代宗密“心学”的出现，标志着佛学中国化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儒、道、佛三家合流的开始。宗密是精通和主张融合儒、道、佛的大哲学家，认真地研究他，可以从他那里找到如何把三家真正统一起来的途径和方法。臧先生依照冯先生的指点，一研究就是三十年，直到2009年为了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大型的长安佛教思想讨论会，才写成“宗密‘心学’的核心及其意义”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更重要的是在网上传播开来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臧先生与当代心学家董子竹先生的结识。董先生因与南怀瑾《论语别裁》等三本书商榷而著名。他对臧先生这篇文章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臧先生的观点在一定意上颠覆了西方人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了对臧先生表示敬重，他不仅利用大年初一的大好日子转载臧先生的文章，而且亲自登门拜访，送了他一樽铜鼎，以表示那篇文章中的话是“一言九鼑”。之后，他们便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谈起冯先生让他研究宗密的缘由时，两位先生都认为冯先生的意图很可能就是希望他通过对宗密的研究将“知”的重要问题引出来。因为“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是宗密不离其口的一句名言。他曾不止一次地说，“知”字正是他将顿、渐二派与儒、道、佛三家融合起来的“基点”与方法。为了感谢冯先生，臧先生在那篇文章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写了中、西、马哲学的融合，其方法就是用这个“知”字。中、西、马的融合，是冯先生生前一直在着意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臧先生在此以“知”字为基点，对之作深入的论述，无疑是一种感恩之举。

在臧先生心中，冯先生对他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课题，更来自于作为哲学学者的理想和气质。冯先生曾经说过：“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对任何东西都不要迷信，也不要因自己取得一点成就而骄傲自满，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探寻智慧的真谛。对臧先生而言，冯先生一直在以他的实际行动来成就这样的典范，而他也一直谨遵着这一教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践行。

“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毛泽东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后人而言，老师、前辈不仅是学习的榜样，也是努力去追赶和超越的目标。采访中，臧先生告诉我，冯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典范。他的“智慧”说体系，就是对乃师金岳霖先生《知识论》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希望后来的学者们能够获得超越他的成就，将中国的哲学研究向前推进。这一点，臧先生是牢记于心的，他一直把冯先生当作自己的赶超目标。因为在他看来，在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中，冯先生算是顶级人物，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中国哲学中最高的，所以，只要西方哲学仍占统治地位，冯先生就是他追赶和超越的对象。但是，随着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它的原典的真精神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掌握的时候，西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必将逐渐式微，而中国哲学则会真正兴起，成为世界新文化发展的底蕴，甚至领航世界。到那时，冯先生的哲学就有待进一步完善了。臧先生说，他之所以说冯先生是近现代哲学研究者中的顶级人物，是因为他不是以一般的西方哲学为指导而是以西方哲学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别是他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和辩证思维，这就与中国的思维方式更加贴近。但是，臧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毕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属于“逻辑思维理性”，后者属于“实践思维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能在思维方式上真正实现中国化，那就很难真正融入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对此，冯先生早有觉察，他提出广义认识论，强调和阐释世界哲学的概念，就是提示我们，要重视在思维方式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臧先生于1999年退休后，一直在探讨主客二分与非主客二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接问题。他认为，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将是对冯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结束采访时，已是夕阳西下，臧先生又与我交流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我不便久留，却是意犹未尽。臧先生的叙述中不仅包含着对冯先生深切的尊敬和怀念，同时也充满了对自己、对其他同仁的期望和鼓舞。如果要恰当地描述两位先生之间的关系，我想于臧先生而言，冯先生当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大哲学家。

 

臧宏简介：1951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政治系（后改为山东政治学校），1954年分配至安徽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生班，其后一直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原典和文化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外地学术委员、安徽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頒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二等奖、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曾宪梓教师奖三等奖等多项奖项。出版教材、学术专著、工具书等多部著作，并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撰稿：李广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