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先生及其“智慧说”

——许全兴教授访谈

题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哲学家才能写出自由哲学。提倡和弘扬“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的精神是对冯先生最好的纪念。

                                                      ——许全兴

从北京地铁四号线上下来，沿着小青河弯曲向前，便到了一片静谧的中央党校教职工宿舍大有北里小区里。得知我们要来，许全兴教授早已有所准备。许教授虽然与冯契先生直接交往不多，但对于先生的“智慧说”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2005年，许教授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智慧说”》一文在马哲学界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喊出了冯契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声音。在许教授看来，“智慧说”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于一体，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宗旨、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有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是中国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对冯契先生的认识：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

许教授介绍， “文革”结束后，他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与教学。最初引起注意冯契先生是因1983年《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该书收录了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给秘书林克的信，其中写道：“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当时，毛主席推荐中国人写的哲学书并不多，在此之前仅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实践论>解说》。作为专门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学者，许教授当即便找来冯契先生的《怎样认识世界》细读起来。读罢冯契先生这本《怎样认识世界》，许教授发现，冯契先生不仅将日常生活、哲学史故事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很好地融入哲学理论，通俗易懂，而且提出了一些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没有涉及的新内容。这是许教授对冯契先生的“第一次认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许教授的提议下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教研室改为中国现代哲学教研室，承担了由张岱年先生领衔的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而在此之前，冯契先生就已经主持了“六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个人专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在许教授看来，冯先生的这两本著作堪称我国近代哲学史的开拓之作，其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提出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缺点并做了独到论析，他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的同时也对“文革”作了深刻的哲学反思。相比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许教授更倾向认同冯契先生的观点。总之，冯契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更进一步加深了许教授对冯契先生的认识和重视，他认定冯契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

许教授说：“我与冯契先生直接交往不多，但我很敬重冯契先生”。他与先生仅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1990年12月）和在北京召开的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为主题的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1993年8月）上有两次会面，只是一般的问候，没有深入的学术交流。许教授笑说：虽然我们两人的论文都收入两次会议的论文集，鄙人的论文题目有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色，我认识先生，也许先生并不一定认识我。

但这并不妨碍许教授对冯契先生的学问和人品的推崇，尤其是在1996年冯契先生“智慧说”出版之后。他认为冯先生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家，而且还是有重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许教授研读和梳理了三卷“智慧说”，在纪念冯契先生诞辰90周年的之际，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智慧说”》发表在2005年第5期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文中强调：“智慧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大突破。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主题的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上，以及后来有关马哲史、中国现代哲学的学术讨论会上，许教授都呼吁马哲学界同仁读一读冯契先生的“智慧说”，重视冯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冯契先生提出，研究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相结合，就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生长点。”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中，冯先生反复说明研究辩证逻辑的意义。许教授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辩证逻辑研究不多，而冯契先生所提倡的“化理论为方法”，化辩证法理论为逻辑思维的概念、范畴、规律和方法，是学界大多数人承认的。虽然学界对辩证逻辑能不能像形式逻辑那样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尚有争论，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无疑是能成立的。冯契先生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对形成中国特色的辩证逻辑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由之学。但是从苏联传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自由思想、价值理论被遮蔽了。现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由均没有足够的重视，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由、人权、人道也缺乏应有的尊重，国民的自主性没有完全确立。“智慧说”高调宣扬了自由，提出：“人类的自由，就在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智慧说”最值得称道之处。许教授认为，冯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论和中国的自由论结合起来，给予唯物辩证的解释，强调发展自我，培养平民自由人格，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论。冯契先生的自由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

     许教授特别强调，冯契教授着力阐扬辩证逻辑和自由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弥补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足，而且对当代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让“智慧说”更广泛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随着对冯契先生著作研读的深入，许教授也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冯契先生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要意义。2008年，在纪念马哲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许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几位哲学家》一文中专门介绍了张申府、张岱年、冯定、杨献珍和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及其要研究成果。该文发表在2009年《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期，之后又为《新华文摘》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他在2010年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就”一节中对冯契先生及其“智慧说”亦有专门论述。

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哲学界依然有很多人对冯契先生及“智慧说”并不是很了解。即使是一些研究冯契先生的学者也更多地只是把他看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与许全兴教授这样把冯契先生不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哲学家的学者不多。许教授认为，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不甚了解“智慧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看，“文革”结束后以后，冯契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活动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先后出版了四卷中国哲学史，基本上不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术争论。“智慧说”是冯契先生在日常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的领悟和总结。 “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虽然在冯契先生逝世之前就定稿，但正式出版却是在冯契先生逝世之后。因此，冯契先生在生前以中国哲学史家著称于学界也是很自然的。 “智慧说”及冯契文集出版以后，因为学科分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者接触较少，由此也就造成了对冯契先生“智慧说”的不甚了解。

鉴于以上情形，许教授真诚地建议我们华东师大哲学系在纪念冯契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举办专场学术会议，邀请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专家学者与会，共同学习研讨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扩大冯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影响，让“智慧说”走出“深闺”，以有助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

许全兴简介： 汉族，江苏无锡人，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后留系任教。1992年调中共中央党校，曾任哲学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中央党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五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第四、五届哲学专家组成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

发表著作十余种，论文二百余篇，曾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撰稿：王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