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天色已晚。大约十个平方的男生宿舍内，略带点昏黄的灯光下，一位形容枯槁的长者居中而坐，穿着一件肩膀上破了个洞的老头衫，左手一把蒲扇，右手夹了根烟，正侃侃而谈。几个年轻人围坐一圈，眼神放光，全然不知疲倦。桌上放着一个大号“阿华田”的罐子，里面盛了点儿水，几个时辰下来，满满的都是烟蒂。
那是1996年的复旦。那位被描绘作“形容枯槁”的长者，便是我的导师王德峰先生。
彼时并没有什么名称，就是每周例行一般的小聚。也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聊过卷册与神州，也聊过诗歌和爱情。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份不可抹去的成长记忆。
这是一个说过很多次的梗了——本科毕业前夕，我决定终止一场多年的单恋，但又若有所失，于是，某天聚会散场，我有意尾随王先生下楼。当他老人家从蓝色顶棚下推出那辆摇摇晃晃的小破车时，我发出了一个天问：“人一生可以有两次恋爱吗？”
借用村上的语调：当时王先生扶住自行车，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定定地望了望我。三秒，只有三秒。
然后，他老人家缓缓地说：“你要知道，单相思并不是恋爱。”
那时（其实即便到如今也是）我与王先生极少谈论私事，所以我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是“平地起土堆”，然而，他老人家的回答却依然穿过了重重的帷幔，莫名却又精确地命中了我的内心。
——像这样的对话，在复旦的十年中，发生过很多、很多次。
多年以后，我在樱桃河畔的教舍居中而坐，透过香烟的帷幔，静静注视着我自己的学生。我恍然意识到，当初的那种发问方式并非我的专利，而是年轻人的常态；同时我也明白到，王先生的回答亦非出自天赋异禀，他只是一位过来人，如此而已。
这个领会令我在贫乏与沉闷之中窥见了一条闪闪发光的路径，我想我所投身的事业，并不是什么知识的灌输或技能的训练，而是参与年轻人的成长，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也就像王先生于我而言的意义一样。
【传承】
同样是天色已晚。地点飘忽不定，但人就是那几个人。有生着一副学生脸的大叔，和生着一副大叔脸的学生，当然，少不了还有几个不谙世事神经兮兮的女孩子。
或许是因为这种违和感满满的情境，我从此在第一批学生那里得了一个雅号，叫“老怪”。不得不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一个江湖称谓，当然也没有很满意，只不过相比后来清一色的萌系（什么“菜菜”或“菜菜子”之类）来说实在是好了太多。
那是2006年的华东师大，“本科生导师”还是一个新名词。对我来说，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这帮年轻人听我扯淡。我让他们读书，作笔记，到期末还要提交书面的小结。这些其实也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么几个人，总要抽出时间定期一聚，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
这很重要。对享有不同命运的人而言，能够给予彼此的最昂贵的礼物，便是时间。这在后来成了读书会的第一条要义，它被用哲学的方式表述为：实践交往，共同成长。
后来，有些不是我带的学生听闻有这码事儿，也想来参加，问我可不可以。我说欢迎啊。说起来，这群人中不乏平时不读书、上课都要逃的家伙，竟然甘愿不去操机把妹而来参加读书会——据此可写一篇论文，题曰“人性中的那点贱”。
但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人总是更愿意听从他的内心，而不是服从外在的规定。这在后来成了读书会的第二条要义：不设门槛，全凭自觉。
于是人便开始多起来了……及至我开设公选课《艺术哲学》，并相应地在哲学读书会之外又增开了文学读书会之后，其情形更是场场爆满，有时连地上都坐满了人，听众不仅需要提前占位，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去别处搬凳子。
说到搬凳子，我想起了一件小事。有位哲学系的女生曾经记录道：有一回她晚到了，现场已无座位，但还没等她出声，便有男生主动站起来帮她去隔壁搬凳子，搬完了一声没吭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这个女生写道：“回想最初的无动于衷，看到如今系里的男生一个个都成了绅士，感觉真是美好。”
看到这个记录的我，也从心底里感觉美好。我当然记得最初的情形，那时这群年轻人之间弥漫着一种indifferent式的陌生，陌生到毕业后在社会上相逢，竟不知对方曾是同门。我十分明白，像这样的地方，是不会给人真正的归属感的。于是当满员的状况出现时，我二话不说，站起来给女生搬凳子。那一刻我有留意到身边的男生们有着不易觉察的片刻犹豫，而下一次时，便有男生站起来说：老师您坐，我去。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某种既定的关联之中为他人做一些事，但实际上正确的打开方式从来都是：只有做了事，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关联。
我曾主办了最初两届的新生欢迎会，带他们做“我的谎言与真理”这一类的游戏，“三代以下，始成门风”，如今二年级的学生早就揽过了这件事，我已完全不用操心。最新一届有位新生在欢迎会之后写道：“学长学姐们的热情让我一扫初时的陌生，不知道明年的自己能做到什么样子？”看到这句话我笑了，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触及到了读书会的第三条要义：言传身教，长幼相序。
【流转】
很快，这样的人气就惊动了“有关部门”——首先是院系，后来是研会、社团联乃至团委，他们纷纷提出要给予读书会各种形式的支持。据说关于院系还有这样一个段子：每到转系之时，哲学专业往往都有学生流失，而近年来居然出现了不少“弃明投暗”的例子，面试时领导问：缘何来我系？答曰：听了读书会。遂在院系大会上公开表示，今后要大力支持。
听到这个段子，我想起导师王先生的一句揶揄：“复旦的学生很聪明，他们都同哲学谈恋爱（蹭课），但却绝不同哲学结婚（转系）。”按照这个说法，华东师大的孩子还真是一点都不“耍流氓”啊。
对于各方的支持，我欣然接受，唯有一点：我没有更换周二晚上这个时间，也没有更换哲学系会议室这个地点，尽管2102有时已显得不堪负荷，尽管找到替代的地方十分容易。这一点又是为了什么呢？
学校有一点很像军营，那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便你再喜欢读书会，往往也只是四年而已。如果目光放远，离开多年之后你在旅途暮然回首，发现当初的眷恋仍在“老时间老地方”——怎么说呢，换作是我，我会想要那样的一种感觉。
不仅对离开的人是如此，对那些来了又走了，走了又回来的人也一样。在《死亡诗社》中，那位被称为“船长”的教师说：“让诗歌像蜜糖一样流过唇间……这样打发一个夜晚，不也很不错吗？”于是那群唇红齿白的少年便心心念念地要赶赴那个历史的地点。
借用某位哲人的话说：时间和地点，不是物理坐标，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你不一定非要来，但不论你来，或者不来，它就在那里。或许某个夜晚，你打门前经过，看到会议室里传出的微光，好奇地问路人：他们在干什么？答曰：读书会。或许你并没有因此停下倥偬的脚步，但你从此知道了，在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人过着那样的一种生活。“不也很不错吗？”
再后来，读书会上渐渐多了一群校外的朋友，他们中有旧友，也有缘分带来的新知。考虑到社会人士事务繁忙，而闵大荒路远，工作日也不方便，于是，我便开办了读书会的第一个分号，极有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分号，时间定在了周六，地点定在了龙茗路一家名叫“上书房”的书吧。
说起来，读书会这一路走来，影响它的最重要也最深刻的因素始终是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故事有情怀的人。没有我的导师王先生，就没有它的由来，而没有我那群可爱的学生和朋友，也就没有它的今天。无论哪一部历史，归根到底都是由人来书写的。
我很难想象，没有一直默默无言的“上书房守望者”周老板，我还会不会在那里一呆就是很多年；我也很难想象，若不是立志成为交际花的“猪脚”（助教），自称无所事事但却不辞辛劳地各种张罗，我这个绝对算不上勤勉的人还会不会如此自在……我得说，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共同构成了读书会的真正内核：小圈子、强关联。
五年来的那些周六，我总是提早几个小时来到“上书房”，店里的丫头很熟稔地为我泡上一杯清茶，桌上放好一个烟缸——这总让我想起当年案头上的那个阿华田罐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像备课一样“备读”，直到天色昏黄，朋友们陆陆续续地到了，于是便起身一同去吃上一碗热热的羊肉面——这也就像当初在复旦，听完王先生讲话之后，无论多晚，都要去校门口吃上一盒炒河粉一样。甚至如今我返回母校去看望导师，这仍是一个不可移易的习惯，就好像听过了课，不吃一盒炒河粉这个夜晚就不完整一样。
有时候会想：平凡如我，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理想，在年岁渐长之后，也渐渐失落了诗意和远方——如此的一个我，究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什么呢？对于这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的回答一如我在读书会上的讲话一样三俗：
或许会留下一股炒河粉的香气吧？“不也很不错吗？”
【暂结】
2016年。聆听导师王先生教诲二十年，华东师大读书会十年，上书房读书会五年。
这不是结局，这是再一次的出发。
哦对了，差点忘了说一下我们读过的书目：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克服》
伽达默尔《20世纪哲学基础》
王德峰《艺术哲学》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缓慢》
塞林格《九故事》
萨冈《你好，忧愁》
村上春树《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吉本芭娜娜《厨房》
王怜花《江湖外史》
德鲁克《旁观者》
顾城、海子……
待续。
（文/ 蔡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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