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系不觉已是27个年头了。周而复始的备课、上课、带学生、写文章、做课题，个体劳动特色十足，大家每天各忙各的，难以觉察都有些什么感人之事。但细细想来，我们这个小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生命律动中的各位，身上燎人眼亮的事还真不少。
刚进教研室时，蒋申华老师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高高个头的他儒雅范十足。作为才进校的青年教师，我学的专业与他讲授的课程一致，于是，他自然成了我的指导老师，我则逢他上课，必端坐教室洗耳恭听。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微笑的表情，娓娓道来的话语，严肃认真的提问，于言传身教中让我领悟了当大学教师的不易。多么希望这样的情景能够长久下去！然而，天不假年，听他的课不到两个月，他就被查出罹患重病。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十分着急，催他赶快去医院治病，他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记得我当时问他何时住院，他淡然地说：等把下周的课讲完，这个内容告一段落就去，这样你也好接手。多少年以后，他上最后一课的情形，仍然难以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考虑到我马上接授该课可能有困难，他一进教室，就将一本写上注释的《马恩选集》送给了我；担心我出考题可能摸不着头脑，他将连夜出好的考题封好，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因为体虚，他不得不搬把椅子坐下讲课，然而，一如既往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略带沙哑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有条有理的讲授依然吸引人心……。他住院及后续治疗期间，我每次去看望他，他谈得最多的，就是问我“上课中有什么困难？最近又在研究什么问题？”，而基本不提自己的病情。他去世后，我时常会想：按常情，人若在得知自己患上这种病后，第一感觉便是五雷轰顶。蒋老师为何显得如此淡定？高尚的师德、超强的意志力、对工作的挚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对家人的强烈责任感……，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江丹林老师在我们教研室呆的时间较短，他从1996年下半年进校到2000年上半年因病去世，前后不过三年半，但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83米个头的他，背有些微驼，不修边幅，总是身着一条旧军裤，还打趣说自己就像马克思笔下的法兰西农民，所以要穿军服“壮胆”。他对饮食的要求很低，大汗淋漓地上完课，3.5元一碗的兰州拉面，吃得一脸满足。他上课非常投入，每次课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准备，除了专业的内容，还要看不少文学书，以便讲课内容更加生动丰富精彩。在课堂上，他从不看讲稿，总是眼望远方若有所思，气宇轩昂声如洪钟，或踱步或速动，脚步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候，以致大家开玩笑要为他“向学校申请鞋贴”。作为调入的教授，他一进校就承担起了全校文科博士生的公共课，由于讲课效果好，每次课后总是被一大群学生围着问这问那，那热烈的气氛不亚于课堂本身。他十分注重科研，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便是“做学问好比登山健身，必须天天爬才有效果”。思考问题、写学术论文，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中，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强大动力。为此，他给自己定下“每年发表15篇以上文章”的目标，并为此心甘情愿地“为伊消得人憔悴”。对学术研究的痴迷，使他得以每月都有佳作面世，三年中竟然发表了50余篇文章。期间，其近60万字的巨著《东方复兴之路》辅一出版，立刻好评如潮，索书者无数。病重后，他还念念不忘“文章要修改”，当得知一篇文章终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时，他似乎病都好了一大半。印象中，这好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江老师，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张天飞老师是教研室的资深教授，他做过校领导，又是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然而，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恢弘大度、平实质朴的谦谦君子，既坦荡无私又慈祥温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都知道做学问离不开书，尤其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书会十分不便，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几乎每个老师家里都有几个大书橱。但正是因为如此，老师们一般是不愿将自己的书外借的。张老师却不同，只要你需要，他便毫不犹豫，而且从不催要，随便你用多久。记得他的一本《意识形态论》，我就借了较长时间。后来，他干脆一句“你需要，就送给你”了事。我曾经参与他的一个课题，三个人合写一本书，各人三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张老师除了要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且从拟定详细大纲，到前言、结语乃至全书统稿，所有环节都是他一个人在做。那时的课题经费很少，一本书也就一万元。他做了这么多工作，最后却坚持将这一万元平分，多一分钱都坚决不要。张老师退休后，有段时间教研室只有三位老师，研究生答辩凑不齐人数，我们不得不每次都劳烦他，他从来都是欣然应允，看论文、写《评阅意见》、全程参与答辩，样样一丝不苟。尤记得每次答辩时，他不仅认真指出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让同学们从中掌握了更多的知识，理解了更细的东西。每当此时，我总会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话：“黑暗中的举灯者，不倦无悔地将智慧的光明投射到他们朦胧的心田”，感觉用它来形容张老师，真是再恰当不过。
来建础老师是我的教研室同事中，与之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从到华师大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在一起。她除了尽心尽力地完成本职工作，还长期担任哲学系的工会主席，因此工作又多了一份辛苦和劳累。然而，她却总是以一副热心肠、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毫无怨言地为大家服务。从送温暖送清凉到看望生病员工，从做好各种福利工作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样样做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有一次，我因病住院且未告诉系里任何人。但当她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就与先生赶到医院看望，想到我可能还没有吃饭，又买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使我顿时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
此外，教研室已经退休的商孝才、李荣兴、徐汝庄等老师，以及先后调出教研室的童世骏、汪海萍、安维复、钟锦等老师，他们身上也是各有光点闪耀。是马哲教研室的所有老师，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爱生如己的高尚品质、善良真诚的德性修养……，在共同营造了教研室和谐团结向上的工作氛围同时，也共同开创了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教学科研育人的新局面。于今，后起之秀的蔡剑锋、潘斌、孙亮等青年教师，作为人才引进的现任系主任陈立新老师，正以他们旺盛的精力、开阔的视域、博学的知识、良好的修为，维护着这一氛围，拓展着这一局面。马哲教研室的所有老师，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他（她）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您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长的驿站，您的每一位老师，都无愧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八个字；我作为您的成员，既为您的既往倍感骄傲，更对您的未来信心满满。
（郑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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