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会主义市场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也站在了发展的关键点上：当时形成了一切交给市场的潮流，哲学系是否有必要存在成为了问题，这不免引起了师生的一些思想波动。不过，大多数老师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这时刻，陈卫平老师担任了哲学系的第四任系主任。大家相信他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让哲学系闯过难关。其实，当时前任系主任何应灿的任期未满，但他觉得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应该尽早启用年轻人来主持系的行政工作。自此开始，系主任的接力棒就交到了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的这代人手里了。这大概是我校文科中最早完成这样的历史交接的。后来，学校的院系调整成立了人文学院，陈卫平老师因担任人文学院的副院长而不再担任哲学系的系主任，屈指算来在系主任的任上大约十个月左右。所以，陈老师在我们采访他的一开始就笑言道：“我是最‘短命’的系主任”。任期虽短，但陈老师同样写下了哲学系历史上的精彩一页。我们在采访到陈老师之前，先对他的履历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陈卫平教授，1951年6月出生与上海，1964年—1969年进入华东师大一附中学习。1969年—1973年作为下乡知青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1973年－1976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78年－198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随即留校任教，1992年晋升为教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等。2002年—2013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曾任哲学学院院长等职。2013年重新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
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是有故事的人。我们的采访，正是听他讲了发生在十个月的系主任期间的故事。
一、就任缘由:感念前辈，义不容辞担责任
陈老师在就任系主任之前，已经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副系主任，因而对于哲学系当时的困境感受很深，他觉得可以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来形容。
陈老师告诉我们：1980年代迎着思想解放的浩荡春风，哲学界十分活跃，我们学校在那时成立了哲学系，开局良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注目。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思想界变得沉闷了；另一方面，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出现了把教育市场化的不当倾向。倾向一旦成为潮流，人们就不由自主地被裹挟于其中了。那时盛行的理念、口号，就是“教育产业化”。不仅媒体如此宣传，一些大学校长也予以鼓吹。于是，基础人文学科如文史哲等，很快就被边缘化了。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纷纷改名，如“社会发展与哲学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之类，似乎哲学只有依傍某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才有活路。我校也曾计划在1994年停止哲学系的本科招生。因此，相对我校人文学科的中文系和历史系而言，哲学系的处境更加不妙。因为那两个系已经被教育部确定为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就是说，至少招生是有保障的。同在文科大楼里进出，每到过年过节，其它系发给老师的实物（如食油、水果、购物卡）是哲学系望尘莫及的，在大楼电梯里，其它系的老师谈论到这些的时候，哲学系的老师常常有胸闷心堵的感觉。这不能不对哲学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开展学术活动在经费上往往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教师人心不稳，有的老师开始“下海”另寻出路。
当时，哲学系为了改善这个情况，也做了很多努力。陈老师提起之前与系主任何老师外出寻求合作办学的经历。这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系里也在寻求创收的门路。哲学系有个校友在胜利油田担任党校负责人，系里想去联系一下，商讨联合举办干部学习哲学的培训班，由此获得一点经济收益。在暑假里，陈老师陪同何老师一起去了胜利油田。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返回上海时需要在淄博住一晚，两位老师选择了最便宜的大通铺的车马店落脚。何老师年纪已经比较大，而且正好身体不适，进了车马店，一头倒在炕上就不想动弹了。定格在陈老师脑海里的突出情景是：房间里到处是嗡嗡乱飞的苍蝇，当它们落到何老师脸上时，他都没有了挥手驱赶的力气，任凭它们停留在那里。陈老师说，后来要他担任系主任时，自己就想起了这个场面，觉得前辈老师为了哲学系的生存，如此奔波，竭尽心力。自己作为后辈年轻人，理应要有这份担当。
陈老师回忆1992年动员他担任副系主任的情景时说，当时的系主任、总支书记以及组织部的同志恐怕我不愿意接受，因而约我在冯契先生家里谈话，请冯先生做我的工作。冯先生说，一个系也就是一个团体，作为团体总要有人出来承担些责任，为大家做点事情，否则，这个团体是要垮掉的。陈老师听了这席话，马上就应承了下来。这不仅因为冯先生是他的导师，还因为冯先生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陈老师说：那时冯先生刚写了一篇回忆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文章，其中讲到他承担了不少地下党交给的工作，为此而减少了在书斋里学习的时间，但他并以为这是牺牲，而是把这看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老师已经做出了榜样，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
正是在前辈老师的感召下，陈老师走上了哲学系的领导岗位。
二、走马上任：改变“贫困”，据理力争保本科
当时人们常常借用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嘲笑“贫困”的哲学系。因为当时哲学系的经济待遇在全校文科中是最低的。陈老师上任之初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那时各院系盛行的创收手段，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什么是研究生课程班呢？陈老师给我们作了解释：招收在职人员，每星期六和星期日集中授课，读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合格者发给学校研究生院的结业证书；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外语考试和学位论文写作，并都能够合格，可以申请硕士学位。课程班所收的学费大部分可以归系里所有。这样的创收可谓“空麻袋背米”，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投入，所以见效相当快。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每逢周六、周日，各院系的课程班遍布校园，如火如荼。
但是，哲学系要走通这条路不很容易。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办什么内容的课程班？哲学的，没人来学；经济的，竞争不过经济学系的，而且研究生院也不会同意两个系办同一内容的课程班。正当陈老师在寻思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时，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老师的交谈，使他得到了启发。中山大学老师说到，与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先生合作，举办管理哲学的EMBA,前景良好。陈老师马上意识到，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于是，向中山大学老师了解了有关的课程设置、办学协议等，并联系了成中英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签订了合作举办管理哲学EMBA的协议。其次的难题，是授课的师资如何解决。EMBA的绝大多数课程，哲学系的老师无法胜任；而且勉强让哲学系的老师去上这些课，不仅影响上课的质量，还会牵扯老师们研究哲学的精力。于是，只能聘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来充当师资。为此陈老师亲历亲为。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聘请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专家讲课，预约了见面的时间，谁知那天下起了滂沱大雨，狂风肆虐，尽管撑着伞，然而，浑身上下全被淋湿了，等他走进那位专家的办公室，刚一站停，地板上就形成了一大滩水；那位专家很奇怪，问为什么不打个出租车，陈老师告知，系里实在是很穷，舍不得花这笔钱；这位专家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即使没有讲课费也要帮一把。我们从中体会到，陈老师为解决师资问题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不过，由于这些老师是外系外校的，会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按照原先安排的时间来上课。陈老师说，那段时间的周五或周六晚上，听到电话就心惊肉跳，因为这些电话往往是那些老师来请假的。遇到这种情况，临时另找老师不很容易，常常是陈老师自己硬着头皮上阵“救火”。最大的难题，是生源问题。没有一定数量的学员，课程班就不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课程班第一期预定在九月开学，暑假前把招生的通知通过一些渠道寄出去了，陈老师和系总支书记两人轮流值班，在办公室等候人们来报名。然而，他们在办公室苦苦等待了整个暑假，报名者却寥寥可数。课程班眼看就要夭折了。陈老师和系里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推迟两个月开班，发动系里的教师去挖掘生源。哲学系的老师立即响应了这个决定，向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家人宣传我们的课程班的特色、优势等，很快第一期课程班的生源问题就解决了。谈到这里，陈老师很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一再强调，课程班的工作不仅在解决生源的问题上得到老师们的帮助，以后在有关工作中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比如当时在系党政办公室工作的王海萍、金勤明、徐林妹等，他们常常周六、周日到学校负责课程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而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随着第一期课程班的开办，以后就有了第二期、第三期。哲学系的“贫困”局面基本得到了改变，不仅老师的经济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还从课程班的收益中取出部分资金设立了冯契专业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哲学专业学习上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也是冯契基金会的最初来源。
对于哲学系的生存来讲，当时还面临着本科生停止招生的威胁。前面提到。学校曾在1993年打算哲学系下一年本科不再招生。当时的直接理由是第一学生宿舍需要拆除，必须削减招生人数。实际上，是在前面所讲的“教育产业化”的影响下，试图停办哲学本科专业。因为在此之前，哲学本科生招生数已经减少了很多。在1992年哲学系只招了15名学生。陈老师意识到，一旦本科生停招，哲学系的生存就很危险了。因为当时系里只有一个博士点，每年招的硕士生也不多，博士生加上硕士生一年的招生数不会超过二十个，系里的老师还是以本科教学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如果本科生停招了，大多数的老师就会无所事事而人心惶惶，逐渐溃散。陈老师觉得必须使学校改变这样的错误决定。因此，他决定在全校中层干部关于招生工作的会议上，向学校领导“放炮”发难。陈老师在会上明确指出：以学生宿舍不够作为取消哲学系招生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我们系里可以自己出钱为十几个学生在学校附近的旅馆租用房间，更重要的是学生宿舍的使用存在很大漏洞，一些原先的走读生通过各种关系也住进了宿舍，如果对此做清理的话，腾出近百个床位是不成问题的，而哲学系只需要十几个床位。经过一番会上会下的据理力争的唇枪舌剑，学校终于同意哲学系继续招收本科生，但招生人数进一步减至10人。这10人入学后还有1人转到政教系去了。这是哲学系本科生人数最少的一届。讲到这里，陈老师调侃道：“这和我这个最‘短命’的系主任是相匹配的”。但话语间还是有成就感的。
陈老师在谈笑间讲述了上面的故事，我们深知他在这十个月中经历了的风雨，和化解的难题，远不止这些。但他似乎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三、全心投入：摆正自己，服务大家为宗旨
1997年已经卸任了系主任的陈老师，获得了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那一年全国获得特等奖的教师是15位，这是我校教师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这是对陈老师教学、科研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他出色的系主任工作的肯定。当时校报记者在采访他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工作很出色，受到哲学系师生的赞扬，您能不能谈谈作为教师您是如何来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陈老师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我个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投入’两个字”，这对于自己是需要做出点牺牲的，“我们不能只想请别人为我牺牲，而自己却一点也舍不得牺牲”。
全心投入是陈老师做好系主任的秘诀。在陈老师看来，这个秘诀的核心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即把系主任当作是为大家服务的，而要作个合格的服务员，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从上面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陈老师全心投入的精神了。不过，这样的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陈老师的全心投入，也表现在对于学生工作的关注。虽然学生工作有总支副书记负责，但陈老师认为如果系主任也能投入其中，可以把更好地把专业知识和思想教育融为一体，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当时，哲学系有些学生对于农村的城市化进程的问题有兴趣，找到了陈老师一起讨论。陈老师认为这对于学生了解社会和国情是很有意义的，就主动提议建立学生的学术社团，由他担任指导教师。这就是“乡土建设”社团的由来。陈老师经常参与这个社团的活动，引导他们从学校身处上海的实际出发，以进城的农民工为主要的调查对象，而且由于我校是师范大学，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特别需要关注。这个社团成了学校里比较有生气和活力的社团之一。
陈老师的全心投入，还体现在乐于帮助老师们解决各种工作、生活上的问题。当时教师有两大问题，一是晋升职称，一是住房分配。陈老师始终把每个教师的这两个问题放在心上。每到评职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陈老师频繁出没于人事处和校领导办公室的身影，以各种理由尽力说服他们给哲学系较多的晋升名额。一旦到了分配住房的时候，陈老师会就每一个哲学老师的住房分配和学校房委会周旋，经常陪着老师到房委会申诉情况，以求取得同情。讲起这些往事，陈老师以很肯定的语气说道：“在评职称、分房子的问题上，老师们想到的我都主动替他们想到了，并尽力而为”。虽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如愿以偿，但陈老师认为只有这样去操心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教师们尤其是青年老师有什么问题，只要找到陈老师，他从不推辞，竭力提供帮助。如青年老师要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他会帮助联系刊物、出版社；青年老师的小孩要进附幼、附小，他会帮助联系附幼、附小的领导；有的老师出国了，他会帮助代领工资和处理其它校内事务。
陈老师之所以如此努力为大家服务，在他看来这是对哲学系的回报。在采访中，陈老师不止一次说到哲学系的对他的栽培。他特别提到自己晋升教授的问题，当时系学术委员会的一些老师还是副教授，资历远在他之上，但他们都是从哲学系长远发展出发，投了赞成票。这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在系主任的任内，陈老师说，自己的工作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是哲学系的老师都能予以宽容和理解；至今想起这方面的事情，还是令我感动。所以，在采访结束时，陈老师一再强调：“我一直把做系主任看作是给了我一个回报哲学系的机会”。
十个月的任期是短暂的，但那段历史和陈老师勇于担当、服务大家的精神，却是让我们长久回味的。
（吴陈浩）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