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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史回望(二):艰苦奋斗,哲思之火不灭 ——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第二任系主任彭漪涟教授

发布日期: 2016-11-24   浏览次数 496

建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学与研究基地,是冯契先生早年(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设想和努力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建立是实现这一设想的重要一步,是一个新的重要平台。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这一设想,把哲学系建设成为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基地:一个能够推动上海哲学科学研究和哲学教学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地,一个培养和吸引哲学科研和教学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哲学系历届班子致力实现的首要任务,也是作为哲学系第二任系主任所面临的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任务。

彭漪涟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后第二位系主任。作为第二任系主任,需要进一步完善全系发展的基本蓝图,确立和奠定全系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框架和基础。198889年这段时间,无论就整个国家,还是就整个教育领域来说,都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置身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彭漪涟老师难免不承担着历史给予他作为一个系主任更多的重荷,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彭漪涟先生是195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被分配来校工作的,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他是在做了二十二年助教之后才得以在1978年被评为讲师,1982年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86年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88年被推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第二任系主任。在华师大哲学系任教期间曾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逻辑学会会长。曾获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教学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上海市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二等奖。曾撰写多部哲学论著,如《事实论》、《概念论》(主编)、《逻辑规律论》、《逻辑范畴论》、《辩证逻辑基本原理》、《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等,主编《逻辑学大辞典》和多部逻辑学教材。参编教材《普通逻辑》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教材一等奖,《形式逻辑》(第四版)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一、紧紧依靠班子、集体智慧和力量负重前行

1988年的上海虽然并未列入第一批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但是,整个国家已实现了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向,改革之风也吹进了学校的大门,系行政班子也在逐步推行由系主任提名组建班子的成员,系主任则由全系教职员工投票推选而由学校领导审查通过后任命。“不知怎的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选上了”,彭老师感叹道。虽然彭老师从未做过行政工作,但他说:既然任务已经交给了他,就只能尽力去把任务完成好。

彭老师上任伊始,首先面临的是哲学系的招生问题。学校当年制定招生计划的初步方案中没有给哲学系分配招生名额。对此,彭老师深感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哲学系能否连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为此,他反复向时任校长的袁运开和主管招生工作的项立嵩副校长再三争取,终于促使他们改变了学校原来的决定,让哲学系继续招生。通过这件事,彭老师意识到:为了要使哲学坚持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把哲学系建设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哲学系,一个团结向上的哲学系,一个能培养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哲学系。面对这样的重任,彭老师深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的缺乏,决心紧紧依靠系党政班子的集体力量和智慧。为此,他提议并推行了每星期定期举行一次党政班子的联席会,共同研究,安排和处理系的各项荼,并将这一制度在他整个任职期间一直坚持了下去。正是这样,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才使系里工作较好地开展起来。因此,彭老师一直怀念和感谢和他共事的整个班子。总支班子:奚洁人、马钦荣、欧阳萍、金勤明。行政班子:陈思鸣、赵修义、汪海萍等。没有他们的合作共事,就不可能完成下述的一系列紧迫工作,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届哲学系班子所承担的承上启下的繁重工作任务。

 

二、尽一切可能,合理解决教师的职称问题

    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是当时系里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由于文革之前,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很少进行,即使进行,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文革”时期,职称评定工作全面停止,因而使大批教师未能得到相应的职称评定。同时,由于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建立,需要有相应职称的教师来进行指导和教学。刚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也需要评定他们的相应职称。再由于当时的职称评定是同住房分配以及工资相挂钩的,因而职称问题能否解决,也直接关系到能否留住人才。

为了较好地解决在教师职称问题上欠账过多的问题,彭老师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学校下达的名额,指标外,争取额外名额,多让一些老师得到他们应予的高级职称。比如,当时学校曾提出62年以前毕业的讲师可以不用占名额而升副教授的政策,但条件是之后不能再申评教授。彭老师就和当时适合这一条件的李荣兴老师商量,是否愿意通过这一政策升为副教授。李老师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于是这就为系里多出一位同志有升副教授的机会。还有,当时学校又推出“打擂台”评职称的政策,即通过参加打擂者汇报自己在教学、科研上的成绩,经过学校评议会、审定后,可直接破格额外获得高级职称。彭老师极力鼓励杨国荣老师和冯棉老师参加。两位老师也不负众望,通过打擂分别破格晋升教授和副教授。

 

    三、集中精力着重抓好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当时的哲学系需要建设强大的师资队伍以及合理的教师梯队,而主要任务是培养青年教师,特别是对刚参加教师队伍的新毕业的研究生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以逻辑教研室为例:教研室不仅要为而且要求青年教师指派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为青年教师商定教学、研究主攻方向帮助其制定讲课计划、审查讲稿等;吸收青年教师参加教材建设以帮助他们熟悉教材并积累教学经验;定期举办教研室会议,研究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帮助其解决的具体办法和途径等。

    “当别人问我:我们系教学有什么特点的时候?”彭老师说,“我常讲:我们非常注重抓师资队伍的建设,另一个是我们非常注重抓教材建设,即我们通过教材建设来培养师资,又通过师资的培养和提高来深化教材建设,两者相互促进,以此来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很多课程缺乏合适的教材,仅仅靠老师讲课,学生记笔记。在这种情况下彭老师就将教材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教师的主要环节。以逻辑学教研室为例。当时教研室有了六七位教师,逻辑学教研室就原编写的一本《形式逻辑》组织全体教师对教材进行研究,并让老师们一起来修改——即使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也不例外。通过这样的教材建设活动,不仅让教师逐步系统地掌握了教材的内容,并且还能清楚地明白:为什么要作这样修改?章节顺序为什么要如此安排?教材的系统为什么要这样去定?从而使很多年轻教师就在教材建设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形式逻辑》第一次集体修改以后,到第四次修改时,此书已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材”。当然,不仅是逻辑教研室,其他教研室也都这样做的。比如,中哲史教研室在这期间就与一些高校合作编写了《中国哲学史》,伦理学教研室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教材等等。

 

   四、尽心尽力关心和致力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要把哲学系建设成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基地,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为此,哲学系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关心和致力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第一位。彭老师任职期间正是哲学系面临特殊任务的时期,因此,当时的哲学系更加重视和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业。系里为各年级学生配备了极强的师资力量:由总支副书记欧阳萍、团委书记金勤明兼任年级支部书记和辅导员。各个班级还配备了由青年教师兼职的班主任。他们的工作业绩至今还让彭老师历历在目感到自豪,欧阳萍老师在几届学生回忆纪念工作20年、30年的纪念会上,还能拿出他们当时的各种纪念册、各种学习记录本。很多同学还回忆起她当时在学生生病期间来给学生送鸡汤的事等等。金勤明老师至今还能随口说出当时各届学生的名字和他们目前的工作地点、单位等。

    哲学系在那时还接受了一批新疆班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民族特点和习惯,对此,当时的系总支班子和行政班子为他们配备了较强的教师队伍,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当他们出现某些偶发状况后,不是简单地批评他们,而是对他们耐心地教育,做好引导工作,使他们逐步适应了当时的学习环境和生活。也就是在这段期间,还爆发了由学生引发的运动,给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了一些影响。为了防止学生外出活动可能产生的事故,全系教师都密切关心着学生的活动。那时的彭老师和马钦荣老师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等在学生宿舍门口,直到所有的学生都回到宿舍并对他们作些劝导后才放心地离开。彭老师说:正是同志们齐心协力,才将那段特殊时期的哲学系管理好,而且学生们在毕业后都有了好去处,有些同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有些同学考上了研究生,还有同学出国深造,这使彭老师很是欣慰。

彭漪涟老师在任的两年并不是传奇而光辉的,但却是最艰辛的两年。那时的哲学系才刚成立不久,还没能解决文革后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又面临八九年的特殊形势,真可谓压力重大,但在彭老师以及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哲学系依旧稳步前行,继续为哲学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哲学系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三十年来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和拼搏,办学思路越来越明确,办学特色越来越凸显,已经成为和国内较有发展潜力和影响的哲学系之一。彭老师希望今后哲学系的师生能齐心协力,继续秉承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尤望全体同学在老师们的带领和指导下,在学习古今中外哲人优秀哲学思想遗产的过程中,勤学善思,力戒学思游离,“罔”、“殆”、“嬉”、“随”;独立思考,力戒倚傍门户,曲学阿世;宁静致远,力戒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勇于进取,力戒墨守成规,夜郎自大,使对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从而对宇宙人生的真谛有真切的领悟,把哲学系真正建设成为冯契先生生前所期望的一个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有自己特色的、在国内外哲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名副其实的哲学研究基地。

                                        (徐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