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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史回望(一):哲思延绵,厚积薄发 ——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首任系主任张天飞先生

发布日期: 2016-11-24   浏览次数 795

丽娃河畔的美,形形色色,有一种内在的美,正是一批善于思考、懂得思考、热爱思考的哲人们所凝聚而成的。正是这样一份对智慧的知行合一的至善追求,成就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30年来的辉煌历程。时春佳季,我们渴望回顾这数十年的耕耘,哲学系首任系主任(建系主要筹建人之一)张天飞先生结合自身所学所闻所见,以口述为我们展现了建系伊始的坚持和努力以及对哲学系的人生情怀。

张先生于19548月从杭州师范学校提前半年毕业,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亦是政教系首届本科生,19577月毕业后经冯契先生审定留校在哲学教研室工作任教,直到1998年退休(后延聘到2001年),实际在系任教长达44年,其研究方向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相关领域。张先生回忆说,尽管正式建系时间是198610月,但建系的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前,包括从华东师范大学组建到1966年“文革”前孕育准备十余年,“文革”期间曲折停滞十年,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恢复和蓬勃发展的十年,前后经历了三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张先生虽在校内几经调动,但从未脱离哲学教师岗位,因而有幸在长达半个世纪中都在冯契先生的哺育和指导下成长,亲身经历了(与建系有关的)许多事情,印刻在记忆中。正式建系至今也已届三十年,张先生强调,建系前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前孕育奠基阶段的一些情况,是属于哲学系的珍贵“前史”。

 

一、哲学专业的初建和发展理念

1.哲学专业的初创

198610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脱胎于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和哲学专业,并与哲学研究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从政教系中分解出来独立建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是1951年建校、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设置的。1952年先设置政治教育专修科,但师资力量还相对薄弱且缺乏经验,19549月政治教育专修科(二年制)改为政治教育系本科,学制暂定3年,孙陶林副校长兼任系主任,冯契先生为副主任。1955年学制延长为4年,后来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提出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高等学校四十条”,学制在1961年又延长为5年(前三年半是按政教系原教学计划培养,后一年半,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方向培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停止招生,实际上五年制仅办成一届。1956年,自北京调来林远任政教系主任,冯契仍为副主任。1958年上级拟调冯先生去上海社科院新组建的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由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兼任),由于时任校党委书记常溪萍尽力挽留,冯契先生两处兼职。为其安心,还把冯先生的夫人从市一女中副校长任上调来华师大物理系。所以冯先生没有离开政教系,一直持续担任政教系副主任。

哲学系的孕育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而哲学教研室正式组建于1955年。当时政教系的大部分师资主要来自教育系等诸多毕业生和青年教师,以及像冯契先生这样从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院校引进的专家仅数人。冯契先生在参与主持政教系办学过程中于1956年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名言,主张培养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这也成为我系培养理论人才的指导思想。

2.哲学方向本科教育的建立

1954年政教系首届本科的主要课程类别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并配有形式逻辑、时事政策、国家与法等相辅助,还有大量文史类和教育类课程包括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中学教材教法、教育实习及体育等。可以说是文、史、哲、经、法、教等各类课程齐全。现在看来“当时授课较多,但很多东西还是很扎实的,如文科史占得分量就很重”,但“基础宽厚,专业性欠强”。哲学学科仅仅是4门专业课程之一,并列的还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国党史—中国革命史。就哲学学科而言,也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门课程,也没有细分逻辑学、中哲史、西哲史、伦理学、美学等哲学分支,整体上更像后来的“综合文科”。哲学课以笼统的哲学理论为主,开设一个学年(第三学年),每周6节课,由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曾乐山先生主讲;马列主义基础由刘佛年校长(当时是学校教务长,后为副校长,校长)教授,主要讲授联共(布)党史,开设两学年,每周4节课;政治经济学则开设三个学期,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共党史的授课教师较多,最早由前大夏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讲授,之后更换了多位老师讲授不同的部分。文学史课程从中国古典文学《诗经》、《楚辞》到现当代的茅盾,外国文学从《荷马史诗》到马克·吐温等现当代的作家作品,从古到今的梳理。另外还有中国教育史(因反右开始而停开)。谈及哲学学科在当时的情况,张先生分析道:“专业实际比较宽泛,哲学只是其中之一”。由于诸多大家的倾情授课,大量的青年教师(主要以早期从各地各系调入政教系而非本专业的老师为主)同张先生所在的本科班级一同修读相关课程。从培养目标说,起初提出培养中学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实际上首届毕业生78人大约有一半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任教,留在华师大的就有8人,最后落实在哲学教研室的是3人,即张先生、包连宗和已故的蒋申华。

3.办学理念和研究生班的实践

其一,是冯契先生提出了哲学办学的目标与宗旨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张先生回忆,最初是在学生自办的板报上记住了这句名言,虽然当时并不知道其源头和背景,更不理解其深刻意涵,只觉得很新鲜,从未听闻过,但始终牢记于心。直到冯先生去世后,由其夫人编写“冯契年表”方得知,这是1956年冯先生在全国第二次高师会议上提出的主张。张先生补充道,冯先生曾说过,这两句话无非是为了提倡(哲学)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到几十年间冯先生哲学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张先生认为这两句话指明了哲学理论根本的追求目标,是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和认识自己、塑造主观世界。作为最高意识形式,其外部价值的实现,是需要转化理论为方法的中介,而其内在精神价值也有一个使天性转化为德性的过程。因而说“无非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似乎是过谦了,它包涵的深刻的意蕴是批判不倒的,以及这个主张还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又体现了哲学的理论特色。

其二,从实际办学的角度,张先生介绍说,冯契先生于1951年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由于受当时师范大学的培养师资为目标的办学体制的约束,当然无法实现建系的设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国只保留了北大哲学系的建制,而实际上这时冯先生已有兴建师大哲学系的前瞻了。在哲学教研室初创时期,急需师资,冯先生着力于师资培养工作,倡导哲学与具体科学相结合,19559月,他开办了政教系第一个研究生班,提高了办学层次,还开拓了哲学的一个专业方向(自然辩证法)。冯先生分别从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和地理五个系抽调已能独立开设专业课程的骨干青年教师,他们是袁运开(后成为华师大校长)、吴敬华(毕业后留系任教,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所主要骨干)、数学系腾伟石(毕业后先支援贵州,后调入绍兴师专任校长)、生物系张玉书(毕业后调入三门峡水库工作)和地理学张盛学(后调入哈尔滨师大地理系任系主任),加上本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丁祯彦一起脱产学习哲学。冯先生自己主讲马列哲学原著,约请刘佛年开设西方哲学史讲座。张先生认为,研究生班的开办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提高了政教系哲学教学的办学层次,从初创时期的专修科到本科,再上升到研究生。另一方面,开辟了一个哲学专业方向,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到新辟了自然辩证法方向,它事实上成为后来成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奠定了基础。这个班可以说是“文革”前第一个哲学研究生班,开创了自然辩证法专业方向,属全国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后来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所。建系前后哲学系与自然辩证法研究所虽然分属不同建制,但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一直是相互合作的,认识论专业研究生都要听自然科学史课程。自然辩证法研究生论文指导与答辩也邀哲学系教师参加,直到90年代自然辩证法暨科学史研究所与哲学系合并。另外,1960年,在继承1955年第一个研究生班的传统上,又从中文、教育、物理等院系抽调几名毕业生和本系60届留校毕业生举办了第二个研究生班。

冯契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采取带领研究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张先生回忆称,根据教研室留存的讲稿资料可知,冯先生曾使用过铅印活页版本《目的与手段》和打字油印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论》讲稿,前者系列宁《哲学笔记》中选出的专题讲稿,而后者则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代绪论,追述俄国经验批判主义理论源自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怀疑论。这种直接阅读经典原著的方法,事实也成了后来的传统,冯先生经常要求青年教师要熟读几本“看家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与于光远先生学术交流中提出,阅读理论著作不仅是要浏览,还要“扣本”啃嚼重要的经典原著。1963-1964年冯先生曾为本系和社科院哲学所专门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就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的准备,1977-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再开《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而《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交由他的助手讲授。

  

二、“文革”前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1.代表性的学术研究

论及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理论研究,张先生指出,冯契先生在这一事业中产生了卓越的贡献。其中,1957年冯契先生出版的一本哲学认识论读本尤为重要。19573月冯契先生出版了《怎样认识世界》,其中有很多生动具体的实例论析认识过程哲理,如以儿童对水果的认识过程,从生动具体的感性表象,到形成水果的前科学概念,直到植物学上关于果实的科学概念的过程。特别是专门列出一节阐述认识过程中的思维的矛盾运动:包括知与无知,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的争论,最后才是真理和谬论的斗争。这种论析与同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关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真理发展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表述是有差别的,不仅把认识过程的真假同伦理学上的善恶和艺术中的美丑区别开来,而且对认识论上真理与谬论对立做了更细致的分析,这本书稿冯先生曾请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审阅过目,受到首肯和称赞。正因此冯先生做出了哲学研究路向的选择:“沿着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后来到八十年代初,冯先生讲授“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时,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理论思路,他在恢复招考研究生时所确定的专业方向之一,也是“认识论和辩证逻辑”。张先生补充说,在《怎样认识世界》出版后三年,被毛泽东注意到,出于对当时通俗哲学书籍较少的情况,曾写信让秘书林克找七、八、九本,送给周围的青年同志阅读,这足以看出是一种无言的评价了。

60年代初,华东师大哲学专业开始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19591960年,冯契先生为代表的上海哲学界,参与了一项国家任务,主编国内最早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后来在中央“六选一”的计划下,未能正式出版)。1985年冯契先生曾回顾此事,也考虑修改补充可作教材使用,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成一部专著的具体设想。前几年有报道称“我国自编的第一本哲学教科书”,便是指此事。张先生在这一阶段跟随冯先生亲历了相关工作,他详细地回顾了这段鲜为人知但意义重大的历史片段。1959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下达编写首部哲学教科书的任务,主要有两点主要原因。

其一,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国后最初十年,我国没有一本被公认和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要以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为参考。以张先生为例,他们在1956年开始上哲学专业课时,先是发放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译本:亚历山大洛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士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实际授课时曾乐山先生则是讲授他从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回来所写的讲稿,并要求学生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的院校还依据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进行授课。到1959年,还翻译出版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第三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卷,当年我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于19573月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同年9月做了修改补充更名为《新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但他在再版时重申这本书只是作为研究参考之用,不能算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学方面的正式教材(还是要以马列主义原著为主),因此哲学学科缺教材、缺教师的情况并非只是华东师大一家的情况。其二,是出于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家发展需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苏政治意见产生分歧,自苏共二十大后,关系进一步冷淡,分歧越发尖锐,中苏大论战即将开始。随后众所周知的苏联停止援助和贷款、撤走在华专家等事件,致使1960年中共方面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做出反应,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这样的国内外政治历史背景下,在哲学理论上已经完全不能继续采用苏联哲学教科书了。于是中央决定组织国内哲学理论界编写我国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现在人称“我国自编的第一本哲学教科书”,实为最后结果,即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开始时共有六本。根据当时中央下达的任务,要求三个月内完成初稿,北京编三本(中央党校、北大、人大),东三省合编一本,华中武汉一本,华东上海一本。上海这一本,是由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和冯契主持的,当时从市社科院哲学所、华东师大政教系、市委党校、复旦大学哲学系等多个单位抽调了20余人组成的编写组。冯先生多年后回忆说:“这本书的架子是我定的,通稿也是我通的”。张先生解释称,冯先生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当时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例的编著方案和章节大纲。其主要观点是以认识论为主线,对当时通用的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以及物质与意识等所谓的有关宇宙本体的内容加以简化处理,而把认识论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认识发展的辩证发展过程和真理发展过程(三章),然后再讲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从认识发展中概括出唯物辩证法三个规律,然后将范畴和方法,按这个总体思路章节目的编写纲要。然后冯先生指导各编写小组分头执笔,写出初稿,最后由他自己逐章逐句修改统稿。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19603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上下两册初稿,由市委办公厅所属印刷厂印制并送北京交流审稿。交流后对上海版本的评价主要是理论性学术性强,但作为高校政治性哲学教程似感艰深,不易师生掌握,遂进入修改二稿的阶段。二稿的修改工作进程较慢,但冯先生的担子却加重了,许多章节几乎都是他亲自执笔改写或逐章逐句细致修改。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他还要求不在编写组的袁运开、吴敬华和市社科院哲学所纪树立、李宝恒提供科学材料,让两位留苏生严寒和王克千核对俄文。为了解决过深过难的问题,还进行了试讲试用。张先生当时就以自己完成修改的《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一章,在复旦大学做了大课试讲。后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于196011月底完成二稿,为方便进一步修改,以16开和32开两种版式分章印制,进一步征求意见。期间,这两种版式都未作“绪论”,是考虑尊重第一主持人,冯先生希望以李培南书记执笔,因未公开出版,只能空缺。

后来,这本哲学教科书尽管未被选中,但其基本理论观点,特别是最具特色的认识论并没有被否定,其中认识论的最后一部分,即真理论,以《论真理发展过程》为题发表在1961年当时最权威的《红旗》杂志2122期合刊上,为尊重编写组同志的集体劳动,署名“申集”。

    这之后,面临着当时高校教学的急切需要,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领导组成新编写组,增加了江苏省和福建省的同志,原上海组一些成员因工作调离,华东地区以江苏省编教材为基础,编写一部简约版试用教材以过渡,冯先生为主编之一。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工作,最终于1961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用本,主编孙叔平、冯契、郑奇芳)。其中说明称“以江苏稿本为基础,改编而成”、“力求适应各专业的共同需要,未能照顾各专业的特殊需要”、“本书只着重阐述基本原理,对于学术界正在争论、探索中的问题,一概没有论述”。其字数只有20万字,相当于通常所称的公共政治理论课中的哲学教科书(该书未送中央审定遴选,并不是初定六本教材范围之内,特此说明)。总之,冯契先生实际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自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华东师大也为整个上海的哲学理论界培养了人才,引领大家进入全国的哲学教学和研究的第一梯队,意义重大而深远。

 2.专业资料库的建立

 “文革”前,为建立如今的哲学系所做的许多基础准备性的工作实际已经陆续展开了。要建立哲学系,图书资料是必要条件。五、六十年代,国内有关外国哲学和建国前出版的书籍十分稀缺。冯先生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工作,五十年代他亲自主持(他历来强调资料工作要自己亲自动手)搜集整理“五四”前后三次大论战的资料。后来,冯先生委托徐怀启先生挑选书籍。徐先生曾任圣约翰大学训导长建国后在政教系讲授形式逻辑和基督教史,1962年又开讲外国哲学,冯先生曾说此时徐先生在思想上逐步转变了原有的宗教意识。徐先生英语水平颇高,而且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三位懂古希腊文的专家,“文革”后原计划撰写《基督教简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三部分。(可惜古代部分还没有写完,就于19802月去世,遗稿《古代基督教史》于1987年出版。)徐先生经常跑书店,包括福州路旧书店,搜集专业哲学书籍,他选中抄录书名回来经冯契先生过目,交由校图书馆前往采购。这样,在华东师大图书馆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当时十分稀缺的哲学专业书籍。但是,“文革”给原政教系的师生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巨大的且无法挽回的。1966年本应毕业的五年级,可以说是首届哲学专业本科生,但在毕业前夕,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专业也不了了之,毕业生也下放到农场劳动。期间,包括冯契先生在内的很多教师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被批判,被要求下乡劳动改造。其中最令人痛惜的,就是冯先生被自己执教和工作的政教系和社科院的学生在抄家中,约五百万字的手稿和资料都丢失了。另外,图书资料的积累和徐怀启先生的工作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阻扰,相关工作中断了相当一个时期,直到1979年成立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并建立资料室才得以继续。

 

三、“文革”后的培养、招生和师资建设

   “文革”前,哲学学科的专业师资规模已经发展到28人。“文革”结束后,随着1977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向着形成系统化规模的独立院系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时,冯契先生从被迫害中解放和恢复出来,因此他的主要著作都是文革后年过六十之后写出来的。冯先生开始在中哲史、伦理学、美学和自然辩证法等各领域学术活动中活跃起来,撰写了大量文稿和材料。同时,冯先生参与了《辞海》中中国哲学方面的撰写工作,并率先在上海启动了《哲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于1985年开始分卷出版,是国内最早完成该工作的),因此形成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增进了与外界的学术联系,堪称标志性事件。

“文革”后,冯契先生力主恢复哲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工作。1978年,冯先生招收了6名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1979年,冯先生又从政教系77级、78级本科生中选拔了4名优秀生提前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认识论和辩证逻辑。周原冰先生也在77级本科生中选拔了2名优秀生提前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伦理学。1983年,冯先生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政教系本科生也于1980年开始分专业班。79届以前已在校的本科生分成经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班。80届招收的新生,虽然仍以政教系名义录取,入学后则以自愿选择方式分成哲学、经济两个专业。所以,哲学系1986年建系前已有三届硕士研究生,一届博士生和两届哲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并有三届本科生、一届博士生和两届三个专业硕士生在读。此外,在恢复研究生制度前,政教系已于1976-19792月举办过一届试办研究生班。19791980年又办过两期高校青年教师哲学进修班和助教进修班(一期主要面向本市高校为主,一期面向全国),接着又办两届两年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生班(结业后工作一年,后回学校撰写论文申请硕士学位)。从博士点建设来看,198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冯契先生申请了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点,评议组都表示赞同并建议冯先生再主持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但冯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博士还没有经验,暂时不予考虑。张先生称赞道,这种严格要求,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学界也是极为罕见,尽管有些遗憾,但也树立了严格要求,认真办学的榜样。

从师资情况看,张先生认为,从1977年开始到1986年前,经过十年努力建系的师资条件已完全具备。早在“文革”前已聚集了28位哲学教师到建系时已补充和新培养毕业研究生,已聚集47人(不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和社科部哲学教师)其中,教授、副教授16人。从专业方向和学科建设上看,中国哲学方向在国内堪称一流;逻辑方向,除传统形式逻辑外,辩证逻辑独具特色,现代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史,西方逻辑史也已开辟了方向,印度因明亦有外系协助;伦理方向,当代道德论,伦理学原理,中国古代伦理学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也已成型;马克思主义方向,除传统的马哲原理,原著有十年授课外,毛泽东哲学思想亦具特色而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则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外国哲学方向,除欧洲哲学史已有相当积累外,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亦在国内取得较高地位。随着青年教师的成长亦逐渐现出本系的专长,(建系后更大有加强)。美学方向,冯契先生之真善美统一学说在国内是独特的,并已培养出优秀人才,新一代教学和研究人才已显露头角。

 

四、哲学系正式筹备与成立

张先生总结了“文革”前后的阶段情况,他认为从“文革”前十年的准备和“文革”后十年的努力,在华东师大建立哲学系,无论从师资准备,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等各方面看已具备条件,事实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已成功的办起了一个从本科到博士生的哲学专业系统。1984年经济系从政教系独立后,积累多年的哲学学科终于在198610月正式挂牌成立哲学系。张先生作为创系的主要人员之一,深情地回忆了那段岁月鲜为人知的种种努力。他认为,之所以拖到1986年才建系,主要受办学体制的限制。当时认为师范类大学不同于文理综合大学,主要是培养中学师资。为冲破这种体制上的束缚,1979年在政治教育系首先设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1984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也升格为哲学研究所。同年,因急需金融人才,而政教系又有陈彪如先生这样杰出的金融专家,率先从政教系分离出了经济系。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从政教系中分出了哲学系。张先生认为,同一个系另一个专业可以分出,同样是重点师范大学可以建立哲学系,我们为什么不能?

张先生当时正在党委工作,是党委联席会议成员(当时未设常委制,实际相当于校党委常委),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坚决表示要辞去党委宣传部长职务,回系教书办学。出于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热爱,他长期处于党务行政和一线教学科研的“双肩挑”的状态。后来,张先生毅然决意回到院系着手完成师大哲学人多年的梦想——兴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当时正值要举办党代会,选举党委会(“文革”后,党委领导都有上级党委指派,直到1984年底师大党委8名委员都是上级党委指派决定的,张先生亦是被指定的一员)。他在党政联席会议上讨论干部选举配备会上曾坚决表示,不论此次选举是否被选上,都决心回系工作。经过学校领导层的几次讨论,袁运开(校长、党委成员)最后决定,如果哲学系与政教系分离,由张先生回系当系主任。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后,一方面,随着“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大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哲学系独立也是光脚过河,没有实际的经济来源”。建系初期,教师的整体待遇堪忧,以张先生为例,当时已是副教授职称,却依然领着助教级别工资。另一方面,存在有利中的不利,改革开放以“真理标准”大辩论起始,但对具体专业学科而言并不有利,张先生称之为“重文轻理”的学术环境,即重外来思潮和外文,轻理论(特别是追求务实而轻视基础理论)。然而可喜的是,即便困难重重,但当时的老师们十分团结,教学和科研队伍都很精干。

谈起哲学系建立时的人才任用和组织架构,张先生诉说了当年几经波折的筹备工作,由于冯先生年事已高,则由张先生出任第一届系主任,与哲学研究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领导层。尽管冯先生多年苦心经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和大量的前期准备,在实际成立时依然遇到了不少困难,如领导班子组建、科研和教学经费以及日常办公刚需等。张先生回忆说,当时冯先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建议,做了很多老同志的工作,将他们请出来担任要职,为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哲学系而努力。由于专业方向、教学经验等种种原因,几位原政教系的哲学教师未能最终加入到哲学系中,颇为遗憾。由于当时经费极度困难,连日常办公的文具纸张经费都已被政教系提前透支花完,张先生利用在党委工作的条件,向分管后勤的副校长项立嵩要求预支5000元额度的办公经费,建系时亦没有像经济系分离时举办任何庆祝仪式。办公地点方面,最初从三馆的拐角到办公楼的一侧,再到迁入文科大楼拥有独立的办公区,就已经能看出哲学系当年在物力支持方面的窘境。另外,张先生感到最为遗憾和值得纪念的是曾为哲学系建系做出重要贡献的7位老师相继在正式建系前后因病逝世,他们是元老级的徐怀启先生,次元老级的曾乐山先生(主讲马哲,后从事中哲史研究),中年骨干四位——刘辉扬(政教系建系初期自山东来校,学识广博,曾从事美学等学科教学)、蒋申华(1957年政教系毕业,从事马哲史研究,曾任马哲原理教研室主任)、袁宝璋(文革后从中国人民大学调来,从事逻辑学教学研究)、应鹤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来系,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后起之秀盛宗范(78级伦理学专业研究生,是新生代优秀教师,从事伦理学研究)。

但是,这一批批热爱思考追求智慧的哲人们在逆境中走出来了。1987年也就是建系第二年,整个哲学系在各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张先生回忆说,教学评估、科研成果都位列全校第一,为之后的30年光辉历程开了个好头。后来,张先生由于身体原因,两年中因重病入院三次,无法全力投入行政工作中,遂于198812月卸任系主任一职,改由彭涟漪先生接任。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一段执着而伟大的历史片段,那一时期的哲人们思考、专注、勤奋、勇敢的精神是求知路上最好的品质证明,他们始终是爱智者的最佳典范,为绵绵的丽娃河渲染了最富有智慧的色彩。

 

                                     

                                      (毛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