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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心灵与机器”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发布日期:2017-12-03   浏览次数

 

 

    2017年11月25日至26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十四届“心灵与机器”研讨会在上海市闵行区沪华大酒店顺利召开。这是该会议自2004年从厦门启航以来,第三次落地上海。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行动的科学与哲学”,涉及多个交叉研究课题,包括:行动理论,知觉与行动,意图行动,行动逻辑、基于行动的认知,行动与表征,行动与身体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的近4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来自厦门大学的朱菁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首场报告——《BDI模型的哲学基础》。朱菁教授首先通过问题“‘意图’在行动模型中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导入主题,因为以往用于刻画人类实践与行动的模型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议。随后,朱教授引用了Bratman的观点,认为人在思考和做决策时,为避免付出过多代价,往往不会轻易放弃第一时间所做出的决定,于是就会遵循之前所做出决定所产生的结果,即“Intention”。该理论强调: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各个决定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应当嵌入在合理的计划中,实践理性体现为计划的合理性。于是意图便是决策的产物,是构成计划的元素。而经过多学科交叉合作后,BDI模型得以在AI研究领域内流行。由此,朱菁教授介绍了BDI(Belief-Desire-Intention)模型的历史来源、理论框架及其后续影响。

    来自上海电力学院的张贵红带来的报告是《意向性的信息解释》。意向性的信息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意向性的语义信息(semantic information)分析,二是对意向内容的信息分析。张贵红介绍近年来在意向性本质方面的研究工作,认为信息理论为这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资源。其中就谈到了意向性之中所牵涉到的信息是以何种形式而存在,而这种存在方式就会成为意向性的内容的“意义”。这种解释使得意向性中的信息构成了一种“语义信息”,为解释意向性的本质提供了可靠路径。而在精神内容方面,信息为内容的出现提供了媒介(vehicle),媒介可以是非表征性的,但是媒介的种类依赖于内容的类型。同时,信息过程与非表征之间是可以相容的。而内容的符记(token)可以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因为这种符记与内容媒介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也与信息密切相关。

    来自上海大学的刘小涛副教授作了名为Notes on Knowledge as an Ability》的报告。报告反驳了Hyman的理论,即认为“知识非信念,而是一种能力”。刘教授首先介绍了Hyman理论的相关内容,并对其提出了质疑。之后便通过一些反面例子,论证了Hyman理论的错误之处。通过论证,刘教授强调,知识远比能力要更为深入和细致,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下午的会议首先由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陈刚教授发言题目是《知觉、行动、自由》。陈教授认为,知觉是人的行动的基础,自由是人的行动的主要特征,并以讨论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三者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人的知觉(perception)与机器的探测(detection)不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事件;其次,人的行动,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一个精神因果性(mental causation)的问题,陈教授认为可通过在心物二重论的基础上复活莱布尼兹等人的因果平行论来解决该问题;最后,陈教授在心物二重论和因果平行论的基础上,论证一种兼容论,探讨了自由意志的问题,以期达到康德所希望的,即在自然必然性和人的自由之间的非冲突性。

    随后,浙江大学的李恒威教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威胁与心智考古学》的报告。报告中,李教授提到了很多当下流行的人工智能威胁论,引发了在座学者的热烈讨论,使会议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李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威胁可分为工具性威胁,适应性威胁,观念性威胁以及生存性威胁,其中后两者可能是被过于夸大的,而前两者所带来的则是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实现的威胁。借由所提到的生存性威胁,李教授试图通过心智考古学来论证人工智能究竟会以怎样一种独立于人的“生命形态”来超越人类。而在心智考古学中,李教授介绍了国外的“层次嵌套”模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主体。这一模型表明,低阶的心智功能嵌套并再现于高阶的脑功能之中,整个心智过程不仅存在高阶脑功能自上而下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低阶脑的情感功能如何通过学习机制,自下而上地对高阶脑功能进行引导和控制。李教授认为,规范性的语义可以从这一过程中产生。此外,李教授还介绍了其他关于生命概念本质的理论,包括:新陈代谢、有机系统等,强调这些才是生命体所具有的本质,而机器是无法拥有的,由此证明了生存性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据支持。

    会议期间,来自厦门大学的周昌乐教授还为大家分享了他最近参加香山会议动态绍了人工智能和脑科学领域的前沿发展状况。周教授首先为在场的各位学者介绍了AlphaGo与最新的AlphaGoZero的算法机制,并强调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工智能程序都是经由人的预先编制来实现的,不存在所谓的“威胁论”。而且,在人机比较中,人具有机器所不具有的特性,即“会犯错”、“有情感”以及“自我意识”,这是未来的人工智能短期内不可实现的。其次,周教授介绍了当下发展正热的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脑机融合等,这些新的技术有望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但也同时存在各自的问题,因此相关的概念必须加以澄清,从而减少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负面看法。

    随后的报告是由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的刘步青所带来的题目是《人机协同系统中的智能迁移:以AlphaGo为例》。报告主要关注的是,随着人机协同系统(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Systems)的发展,人类的智能正在不断地迁移到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系统当中去,而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人的全部智能会不会完全迁移到人工智能系统?人机协同系统中,主要是将人的推理能力迁移到机器中去。人机的工作分配由此可用公式Eh=A-Ec(A总工作量;Eh人所付出的工作量Ec机器所负担的工作量)来表示。全部工作可分为三类:可编程的、部分可编程的、不可编程的,而理想的情况是将可编程部分的工作最大化,AlphaGo正是这一理想情况的典型刘步青认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人工智能系统相对更自主地完成更多任务人类由此会得到相对解放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更有创造性的领域中去但是否能够扩展人类向机器迁移的智能种类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来自上海大学的鲍建竹作了题为《类比的实践模型及其优化逻辑》的报告,向大家介绍、区分并对比了三种不同的实践模型的特性。鲍老师认为,可以在布尔迪厄区分类比的解释功能和实践功能的基础上,来谈论类比的实践模型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布尔迪厄的类比实践,米利肯的专有功能理论,以及人工智能中以行动决策为目标的智能程序,都可以归入类比实践模型。在模型结构上,它们都放弃了主体-客体结构,而服从行动者-环境的基本构架。而在运行逻辑上,它们都遵循优化逻辑,只是布尔迪厄的类比实践是一种经济上最优,米利肯的专有功能是生物进化上最优,人工智能的类比实践模型是数学上最优。

    25日会议的最后一场报告是由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淑庆所带来的,题为《行动传递怪论及其消解》。王淑庆从纯逻辑学的角度,介绍了行动后果的传递性中所存在“怪论”。之后通过还原切拉斯的分析,认为切拉斯的推导在技术上是可靠的,并分析了西格伯格行动传递公理的内涵以及行动传递怪论产生的原因,由此可以发现切拉斯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在此基础上,王淑庆认为可在动态行动语义模型上增加一个条件,从而给出一种针对行动传递怪论的技术性的解决。

    26日上午,由“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的郦全民教授做了首场报告,题目是《认知研究当中的行动概念》。郦教授在报告中提到,当代认知研究中,出现了将“行动”置于理解认知现象的核心地位的新取向,可以叫做“基于行动的认知观”,但如何理解这种取向中的“行动”则存在疑问。要解决这个疑问,就必须首先对概念进行澄清,包括何为认知、何为认知的主体等。郦全民强调,有必要在认知能力或过程与它们的物理实现之间做出区分。在此基础上,郦教授提出了研究认知的双重视角,即信息系统与物理系统,并进一步提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附与实现”的关系。而在研究时,二者对应的是不同的系统研究方式。通过理清相关概念,郦教授给出了在不同路径下研究行动认知的具体径路,提出物理系统与心智系统是否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这使得本次报告很具有启发意义。

    随后的报告是由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赵晶晶带来的《强化学习与基于行动的认知》。赵晶晶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机器学习的相关概念和发展,即能让计算机通过样本来进行学习,从而建立能够解决问题的模型。学习的模式可分为: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强化学习等。不同的学习模式用于应对复杂性不同的任务,而以上三种学习模式分别是通过特征编码、特征空间以及特征序列来应对逐渐复杂的任务的。但其中的问题是,提升强化学习的能力是否只能依赖于大数据?赵晶晶认为,数据不在于“大”,而在于“全”,大数据并非越多越好。系统学习所追求目标是通过使用尽可能较少的数据,来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同时,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从技术上讲由于各个领域的任务所使用的策略不同,短时间要形成统一似乎不太实际,而当下更好的研究选择是做好不同领域内的专用人工智能模型。只有更好地认识生命,才能更好地做好人工智能。

    来自中山大学的两位博士后研究员陆俏颖与孙骞谦为大家共同带来了题为《行动的控制模型及其最小化条件》的报告。报告从进化生物学上对大肠杆菌的研究,逐步扩展并提炼出了认知系统中的基本控制模型,引起了在场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报告是由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何睿带来的,题为《脊髓的行动哲学初探》。报告首先介绍了与脊髓相关的实验与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脊髓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自主性,可以在知觉系统的配合下,独立实现学习、引导和维持运动等等功能,而这甚至无需大脑的参与。何睿认为,在行动哲学的框架下,由脊椎引导以形成运动为目标的行为,由于包含了运动意图(motion intention),因而亦就满足了构成人类行动的基本条件。若将这类行为称为原始行动(proto-action),则这种原始行动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又是整体运动认知系统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探讨。而更重要的是,脊椎在运动系统中具有基础和特殊的地位。而对于脊椎动物或具有类脊椎结构的生物而言,关于这种原始行动的哲学研究,可以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更复杂的行动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会议的最后分别由厦门大学的朱菁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晓力教授做总结发言两位教授一致认为本次会议非常成功,通过会议不但对问题有了更充分的讨论而且使得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了研讨之中这有利于学界的蓬勃发展。朱菁代表会务组向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表示了感谢

    本次会议气氛热烈,新老学者之间迸发出了崭新的思想火花,实现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为国内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项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