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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业余哲学家”的回忆和思考

发布日期:2017-09-10   浏览次数

 

 

20117月,刚上任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童世骏写信给尤根·哈贝马斯,在为他主编的《哲学分析》约稿的同时,他顺便向这位德国哲学家通报说:“我的职务最近变了,更靠近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了。”此言之后,已过六年,童世骏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家岗位上,一直在“业余地”做一点“解释世界”的哲学家工作。

童世骏说他的为学并无宏大规划,更多是凭着兴趣和机缘。从认识论到科学哲学,从政治文化到精神世界;在挪威访学邂逅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学说,因为与兴趣高度吻合进而深入研究,那种巧合仿佛不是他追着哲学,而是哲学赶着他。30多年过去了,一回头,却是由“问题”和“规则”、“理性”和“记忆”等概念完成的“连点成线”,或乔布斯所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

童世骏的入世秉承师风。从导师冯契先生对现实问题的投入到挪威导师希尔贝克的跨学科融合,到研究对象法兰福克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对社会问题的自觉关怀,他领衔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系列调查,既有导师和研究对象的为学影子,更有他自己对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实践的理解。

童世骏的学习能力很强。自小就有的强烈好奇心让他1989年就有了Toshiba笔记本电脑,这种IT的弄潮者优势始终伴随着他,常常在几小时内,回复邮件就会从他的iPad发出;而大学毕业就能对答如流的英语能力更让他“身在上海沟通全球”;自觉向其他学科取经的积累使他视野开阔,这些也道出了他边做边出书的秘密。

于是,记者试图走近这位“业余哲学家”的视野和内心世界。

17岁的两次光荣

1975年春天中学毕业,他只有16足岁。童世骏被分配到拥有1万职工的崇明国营跃进农场,虽然是让人羡慕的拿工资、有医保的“农场工人”,不过所有高难度的农活一件也没拉下,包括被称为“水匠”的水稻管理员工作,每回雷电风暴骤雨交加时,他就要冲出宿舍,抓紧开渠放水。

在电视台做哲学直播演讲

那年夏天,他被抽调20天去程家桥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许是有了这个基础,下半年,市委写作班组织第8期“工人理论写作班”,请来自全市各系统的工人骨干分子闭门4个半月学习哲学,童世骏又被推荐了。“学习的地点就在现在的社科院所在的淮海中路622弄。”童世骏2004年去社科院担任党委副书记时,时常会和国外学者谈起这段历史——学习期间,学员们的最重要任务是到位于七重天的电视台和位于北京东路2号的电台主讲哲学讲座。“我是第三讲,演讲题目是‘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刚过17岁的他便在电视台做直播演讲,无论如何是件骄傲的事情。至于演讲的题目,也被他在国际交流中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那时宣扬“斗争哲学”,现在则建设“和谐社会”。

 

17岁时,童世骏(左)是一名农场工人,他被选去加入市委写作班的工人理论写作小组。

在毛泽东做主席时入了党

1976年的828日,他入党了。十多天后的99日,毛泽东去世。“要是农场党委坚持我必须在9月中旬满18岁时才能宣誓的话,我就无法在毛泽东担任主席时入党了”,童世骏说,口气里有些骄傲。很快,他被任命为连队副指导员,这意味着,他已向组织作出了承诺:从此扎根农场,放弃上调进城的机会。

尽管成了全连300多人的领导,童世骏那时严格地说来还只是一个teenager。一次连夜抢救被台风吹塌的猪棚,实在太困了的他,不小心让老虎钳柄刺破了右眼的角膜。后来说起这事,他总不忘记提到第二天在崇明县医院为他缝针的那位中年女医生,“那医生很冷静,手术做得很清爽。”

扎根跃进农场的契约因为高考的恢复而自动中断了,童世骏参加了1977年年底的全国高考,1978年春天进入了当时还叫“上海师大”的华东师大。

冯契的认识论弟子

进华东师范大学前,童世骏并不知道冯契的大名,这座有条丽娃河的大学总是给他一些“惊喜”,师从冯契这样的哲学丰碑前,进入政教系老四班是惊喜的预演。

政教系老四班的扩招生们

准确地说,老四班的学生都是扩招进来的,他们入校时,其他三个班级都上了一个月的课程。童世骏在农场已经准备重新复习改考理科时,喜讯传来,自己被录取了。但令他沮丧的是,他的前四个志愿:复旦国政系、复旦哲学系、华师大中文系、华师大历史系都没有垂青他,他被录取在华师大政教系。然而,命运女神时常是一位戏剧高手。在华师大校园毛主席像背后的地理馆333教室,爱坐在阶梯教室倒数第二排的他,在那里认识了如今在华师大的几位最优秀学者,俄苏研究专家冯绍雷、中国哲学专家杨国荣,还有思想史专家许纪霖。

 

1995年,童世骏和导师冯契合影,他从老师身上学到了直面问题的思维方式。

那时的政教系几乎包含了全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专业,经济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系等等都是后来从中分化出来的。在大三分班时,他与同学们组建起了外国哲学兴趣小组,组员有7人。“如今只剩下1.5个人在从事哲学研究了。黄勇从美国转到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剩下的就是我这半个人了。”

那时,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编书《哲学原理发展概述》,“已有科研的雏形”。但更难忘的是,同学们相约去美琪大剧院观看萨特的话剧《肮脏的手》后一路讨论的兴奋,分享第五宿舍走廊里和333教室墙壁上的壁报上有关弗洛伊德、中美关系和自私是否可能合理的各种各样讨论。而在最应该全神贯注的某门主课上,童世骏持续的乐趣是将一本厚厚的英文版哲学文选中每章的长篇导论翻成中文,似乎是为他后来在全国较早开设《哲学概论》课做着准备。

“问题意识”的思维方式

考研时,他的目标自然认准了冯契先生。冯契只招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中国哲学专业,而马哲专业中是第一次招收认识论方向,事实上,这个专业由冯契先生挂名招生的也就这么一次。所以,某种程度上,童世骏和马建模(很早就去了企业工作)是冯契先生的认识论方向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和关门弟子。具体指导的多是张天飞教授,但是,冯门弟子们常有机会一起聆听冯先生的讲座,感受他的思想和治学风范。

谈到冯先生,童世骏心怀敬意。承蒙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三位哲学大家的庭训,冯契对中哲、马哲、西哲无所不精,童世骏对此一直有“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觉。在治学特点上,童世骏尤其受冯先生的“问题意识”的影响。1957年,冯契先生出版了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毛泽东在1960年时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荐此书,童世骏说这说明毛的哲学眼光毕竟不俗。在那本书中,有一节将“疑问”作为认识论问题之一加以讨论,童世骏的硕士论文就是《问题在认识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同时代学子中,这样的意识算是有点新意的。

回忆这点时,童世骏坦陈,不少西方哲学家如波普尔、杜威,以及伽达默尔都曾对“问题”做过深刻的研究,但那时他读的其实相当不够,尽管他还特意去上海图书馆借德语书了解东德哲学家对此的评述。直面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伴随着日后的为学。1994年,他与赵修义教授一起撰写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出版,并没有按照传统哲学家或哲学派别为中心来撰写,而是列出五大重要的哲学问题,文末的小结中对各派的观点与马恩做了比较。此书日后多次获奖,与它的“问题史”写法有不少关联。

与公众交流中扮演“诠释者”

然而,最让童世骏折服的是冯契先生把抽象玄思与社会关怀密切结合的努力和能力。他曾撰文“像冯契那样创造价值、追求理想、履行责任”,高度赞扬冯契在文革后,从63岁到80岁,写下独立思考的200万著作。“先生很擅长把当代政治文化所习惯的素材运用到哲学研究的问题中去,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的问题和命题,会被先生融会贯通地创造性理解,而且,先生愿意写一些小册子,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样的特点,都能在童世骏身上看到。“解释世界从来就是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会被动地接到一些约稿任务,包括为全国和上海党报撰文,以及像《文化软实力》(2008年)、《论规则》(2016年)和《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2017年)这样的书册。即便是命题作文,他也会修改到编辑截稿的最后一刻。在这种被童世骏自嘲为强迫症的认真背后,不仅有他从冯契那里学到的中国哲学家的入世精神,而且有他从哈贝马斯得来的这个认识:在当今社会,哲学工作者与其说是颁布人生意义的精神导师,不如说是在科学和常识之间充当中介的“翻译者”或“诠释者”。

 

与哈贝马斯的神交

不情愿地进了华师大政教系,却幸运地成了冯契的弟子。丽娃河继续给童世骏带来人生种种小惊喜。挪威卑尔根大学之缘是第二幕。

因缘际会拜希尔贝克为师

1988年,刚刚独立成华师大哲学系两年的系领导们非常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系里争取到了一个去英国一个去挪威的交流学者名额。童世骏得到的机会是去挪威。他心中的目标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阿恩·奈斯,当他拿着北大洪谦教授的推荐信去联系时,得到的回复是,“我已经从奥斯陆大学退休,但可以推荐你去找任何挪威哲学家”。于是他自己选择了曾与维特根斯坦有较多来往的特伦诺伊教授,这位教授的一篇题为《作为规范体系的科学方法论》的论文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童世骏到了特伦诺伊所在的卑尔根大学以后才得知,他已经去了奥斯陆大学。于是,他的学生,以研究海德格尔为博士论文、曾经担任过法兰福克学派重员马尔库塞助手的希尔贝克,就成了童世骏的访问学者指导教师。

于是,童世骏又承接了另一场学术接力。他清楚地记得,19889月的一天,希尔贝克兴冲冲地跑来递给他一本书:“世骏,这本书你估计会有兴趣。”童世骏翻开一看,是哈贝马斯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英译本上册。读着读着,这位他本来相当陌生的当代德国哲学家把他深深吸引住了,十天里,他脑海里都是书中那些非常费解但似乎又显露着重要秩序的概念,牵引出之前下过功夫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种种关联。一年访学结束前,童世骏凭着题为《波普尔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比较》的论文和讲演,获得读博资格。

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一见钟情

经过在中国和挪威之间的几年跨国学术穿梭以后,1994年上半年,他重返卑尔根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同时也是为了和在卑尔根大学停留一周的哈贝马斯作深度交流。童世骏从他比较熟悉的英美哲学角度去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还在论文中让哈贝马斯与李大钊、梁漱溟、冯契等中国思想家进行对话,估计是出乎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意料之外的。但童世骏感兴趣的不仅是学习哈贝马斯的思想整合能力和概念分析能力,不仅是用尽可能平白的现代汉语表达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晦涩观点,而且是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体用之争”、“科玄之争”、“德赛之争”及其各种当代翻版。这是童世骏第一次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代最有声望的西方哲学家的面对面交流。因为哈贝马斯对规则问题、现代性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研究与自己的研究兴趣高度吻合,从此,继北师大的曹卫东之后,他也成了因“研究哈贝马斯”而小有名气的中国学者。

 

1994年,童世骏在挪威卑尔根遇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20014月,72岁的哈贝马斯终于实践了中国之行。不巧的是,哈贝马斯访问中国、甚至在华东师大做报告的时候,童世骏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富布莱特学者。但巧合的是,哈贝马斯赴中国之前和之后都到北美参加学术会议,而这两次会议童世骏也都参加了。因此,在哈贝马斯去中国前,童世骏有机会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城向他介绍中国的学界情况;在哈贝马斯去中国之后,童世骏有机会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城向他了解他对中国学界的亲身印象。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告诉童世骏,中国之行,印证了童世骏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热潮。

给哈贝马斯八十岁的礼物

而那一年在美国,童世骏说他自己只做了一件事--用他的东道主托马斯·博格教授的话说,是“一个中国学者在一个英语国家翻译一本德文书”,这本德文书就是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2003年童世骏把这本书的中译本寄给哈贝马斯,没有得到回复。但20091118日,哈贝马斯80岁生日的时候,作为特殊的生日礼物,童世骏把他应曹卫东之约写的一篇讨论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论文的英文摘要发给哈贝马斯,“几乎是5分钟后,我就收到了哈贝马斯的邮件回复……”。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学习”与“批判”》;童世骏试图通过分析“学习”概念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重要作用,来表明他自己的这个心愿:“从我们各自的学习过程当中 , 尤其是从我们大家共同参与的融建设性与批判性于一体的学习过程当中 , 从这些过程的成就和失误当中, 学到更多的东西。”

对话罗蒂、桑德尔、福山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就是童世骏感兴趣的这种“共同参与的融建设性与批判性于一体的学习过程”的重要形式。童世骏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所讨论的诸多问题和所提的诸多观点,存在着“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使得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格外重要。

主办罗蒂参与的国际研讨会

20041月,在他的发起下,《罗蒂、美国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办,晚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理查德·罗蒂应邀出席做主旨演讲。为了让讨论更有效率,童世骏自称“发明”了主讲者一边用英文做演讲、中文译文同步以PPT方式呈现的“同步翻译”方式,并且请罗蒂讲完以后就在酒店房间里仔细阅读厚厚的会议论文,尽可能做出他的回应。罗蒂果然在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对每位与会者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美国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后来还出版了该次会议的论文集。

 

对桑德尔观点的质疑

与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迈克尔·桑德尔的交流也是颇有意味的。“2007年,华师大哲学系曾邀请过桑德尔前来演讲,但是当时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桑德尔的分量。”童世骏回忆。2010319日晚上,桑德尔受邀来到复旦大学主讲“什么是正义(Whats Justice?)?”时,已是全球炙手可热的哈佛《正义》公开课的超级明星了。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应邀担任点评之一。童世骏做了5点评论,“我特意拉开观点的差异”,从优酷上长达20分钟的视频上回看,此时的童教授绝对“high”,肢体语言是少有的丰富,语调少有的抑扬顿挫,让记者仿佛进入选举的演讲场。

童世骏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桑德尔热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学术现象,撇去追星热的现状,童世骏依然欣赏桑德尔,他觉得桑德尔与一些非常成功的中国老师一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让抽象理论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课堂就会充满生机。

与福山、泰勒、贝克、博格切磋

与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朗斯西·福山、与加拿大社群主义代表查尔斯·泰勒、与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童世骏都有过一些交流,做过精彩的点评。作为哲学教师的童世骏最赞赏的是比他稍长几岁的托马斯·博格,他说这位罗尔斯的高足“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思路异常清晰,论证极为专业,与社会现实结合相当完美,讲课时对听众可以说是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

童世骏也受邀在各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学者的观点,包括汉城举办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做全体会议发言。由于其学术成绩,他在2011年入选为挪威科学院外籍院士。

“同时代性”中的“重叠共识”

在与这些当代同行对“同时代性”问题的思考和交流中,童世骏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已经不再居于高高的精神导师之位,期待通过先验前提引出结果是无效的,凭借经验功夫做出归纳论证也是无果的,全世界的哲学家其实都面临相同的困境,唯有不同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达成的“重叠共识”还能给我们以支撑。而中国从1980年代的文化类型之争、1990年代的发展模式之争、到21世纪的国家治理、协商民主等新概念,如何从哲学层面找到更好的诠释,在这些对话中都能得到启发。

虽然自嘲为“业余哲学家”,在校党委书记任上,童世骏认为从事大学管理要协调不同学科,要沟通不同主体,要处理杜威所说的“诸善的冲突”,每一项都需要思辨能力和实践智慧,而规则、意义、Memory、认同等哲学概念,甚至能从中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在将华东师大办成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高校的事业中,哲学专业应该让他略有优势。尽管他自己说不知道这种优势是否真的有所发挥,但在最近出版的童世骏讲演录《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当中,最后一篇题为“Why ECNU?——谈谈我对大学精神的理解”的文章,却让我们看到,童世骏是在力求把他的“业余哲学家”的工作不仅仅做成一种同事们开玩笑时所说的“私活”。

但或许,他其实从来没有放弃从“业余哲学家”转回“专业哲学家”的念头?或许,重返哲学工作这个他曾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重返这个不得不用暂时体系回答永恒问题的工作,就是他常说的“成事在天,成人在己”的一个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