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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P院士杨国荣:原创性是中国哲学的话语权之本

发布日期:2017-09-10   浏览次数

        尽管16世纪末,利玛窦、维科、莱布尼茨、狄德罗等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已经在使用“中国哲学”一词并研究中国思想,但中国学人在1910年才延用日本人西周从古希腊的“爱智慧”(philosophy)翻译过来的“哲学”一词,并在北大等高校开设该课程。整整一个世纪后的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首次在中国北京召开。期间,中西方哲学界经历了怎样的对流,中国哲学和哲人在国际哲学界拥有怎样的话语权?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杨国荣,2016年9月,杨国荣获选II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简写为IIP)院士,他强调了新时代下中国哲学和中国哲人所具备的优势——“比起当代西方哲学家主要限于自身的单一传统,中国哲学家具有并更注重多元的思想资源”。在杨国荣看来,如何运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多元智慧进行创造性思考,是当今的哲学探索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15年中第二位入选IIP院士

 

         近代以来,在世界哲坛上存在“不对称”现象,中国哲学家非常热忱地吸纳西方哲学智慧,而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深入的了解,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中国哲学的智慧为当今世界性难题把脉、问诊,他们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受到国际哲学界的重视,中国哲学家也逐渐在国际哲学界赢得声誉。

 

      在杨国荣之前,已有两位中国哲人荣膺IIP院士,一位是2001年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邱仁宗,另一位是2010年当选的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IIP于1937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是国际哲学界高层次学术组织和资深荣誉团体,素有哲学界“参议院”之称,由来自40多个国家的杰出哲学家组成,阿佩尔、哈贝马斯、塞尔、普特南均在其列。在IIP内,超过80岁就是荣誉院士,邱仁宗年届85,杜维明今年77岁,而杨国荣至今年10月才入耳顺年。杜维明在美国即为IIP院士,2009年从哈佛大学回国坐镇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后,才转为中国组。因此,杨国荣是近15年中,中国本土哲人中第二位获选院士。

 

 

    杨国荣致力于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方面的研究,他的获选标志着中西哲学对话朝前再迈一步,有望进一步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和融合,呼吁更多的中国哲人参与世界性论题的讨论,这也将有助于消弭世界哲坛上的“不对称”现象。中国哲学家将以平等、自信的姿态与西方哲学家切磋思想、奉献智慧。

 

突然收到邮件,细节却“浑然不知”


    谈及自己的获选,杨国荣用“浑然不知”形容。“他们并没有陈述具体的获选理由,这封来自法国的邮件只是说,‘在院士大会上,你被选为院士,谨表祝贺’”

 

      2015年9月,IIP院士年度大会在北大举办期间,邱仁宗院士曾告诉文汇报记者,新院士遴选工作由哈佛大学教授专职审核,资格之一是必须有六篇国际刊物发表的论文。采访中,杨国荣推测着分享了自己有限的“所知”。IIP院士的提名至少需要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IIP院士的推荐,2012年,杨国荣曾被通知提交相关简介,此后在2016年9月获得当选通知前,他并不清晰具体程序。

 

美国学术期刊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出版专辑Yang Guorong’s Concrete Metaphysics中收录了他的三本具体形而上学专著的概要(左);《成己与成物》的英译本(中);《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的英译本(右)

 

        在2016年前,杨国荣已有一些英文论文发表在相关的杂志上。2012年,美国学术期刊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出版专辑(Special Issue)Yang Guorong’s Concrete Metaphysics(《杨国荣的具体形而上学》),该专辑还收录了杨国荣的简介以及他的三本具体形而上学专著(《道论》、《伦理与存在》以及《成己与成物》)导论的英译。2016年4月,他的著作《成己与成物》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归类在“世界哲学系列”中,另一本著作《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则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有100多年历史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非常注重分析哲学之外的学派,曾出版过海德格尔除了《存在与时间》之外的主要著作;博睿学术出版社历史悠久,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目前有荷兰莱顿和美国波士顿(Leiden-Boston)两个分支,主要出版人文领域的学术成果。

 

                        杨国荣的三本具体形而上学专著《道论》、《伦理与存在》及《成己与成物》


 

     杨国荣哲学研究风格较为鲜明,业界普遍认为,他的哲学兼有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特点,以逻辑分析见长,与分析哲学有共同语言,这就使得他的哲学研究所具有的特点比较容易为国际哲学界接受。采访中,杨国荣向记者分享了《人类行为与实践智慧》一书的撰写心得:“并非仅仅通过西方哲学的视域回应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同时用中国哲学的视域回应这些问题。”该书所涉及的行动哲学是现代哲学家一再讨论的话题,分析哲学侧重于语言的逻辑分析,其考察往往基于各种逻辑假定,忽略了人类行动的现实过程,同时对人类更广意义上的实践领域并不关注。而杨国荣在注重逻辑考察的同时,运用多元智慧资源引入了“实践智慧”的概念。亚里斯多德曾涉及此概念,康德也有“实践理性”的提法,而杨国荣的工作既丰富了“实践智慧”的概念,又对广义的“行动理论”做了拓展,这在西方学者看来是具有原创和启发性的。

 

杨国荣的著作《人类行为与实践智慧》,荷兰博睿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

 

杨国荣从197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并成为冯契先生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

 

 

      作为人世间的凡夫,当然也难免时有寂寥之感,而此时聊以自慰者,则唯有志于道之‘孔颜之乐’耳。”带着这样的孔颜之乐,他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一定要逐字逐句地读哲学经典,掌握现成的结论、知道已有的观点并不够,还要下深刻的功夫去经历哲学家的思维行程,由此获得哲学思维的训练。这里没有捷径。史与思无法相分,创造性的哲学研究,基于两者的互动。”

 

      2018年8月,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首次在中国召开,作为IIP院士,杨国荣应邀参加并将作有关“自然”的主题发言。他将继续同杜维明等中国当代著名哲人一起向世界彰显中国哲学的丰富意蕴。

 

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全体教职工合影(第二排右七为冯契,第一排右五为杨国荣)

 

 

访谈部分

 

性理原创论建设赢话语,“不对称”现象改观显实力

 


没有原创性的理论建设,中国哲学很难取得话语权

文汇报:在您之前,邱仁宗和杜维明已先后当选IIP院士,是否意味着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了,您认为这个话语权与哪些因素密切相关?

 

杨国荣:关键在于中国当代哲学家潜下心来做一些创造性的研究。真正地在国际哲学界获得一席之地,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交流仅仅是一方面,关键还是要有原创性的的理论建树。如果你不能提出一套理论,不能针对当代的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看法、回应,所谓的话语权也只是表面的。

 

 


“不对称”现象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高有所改观

文汇报: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开始主动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但是西方哲学界一直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并没有成逆向热情。这种情况在当下有所改观吗?

 

杨国荣:总体上,一种文化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可,不仅取决于文化本身,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也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切往往源自一种类似人类学家的好奇心理,缺乏从思想层面的关切。现在有一些改变,逐渐有一些西方哲学家开始从理论层面、智慧层面来关注中国文化。这种变化同中国近四十年以来,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进步分不开。

 

不过,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也许对中国哲学开始有一些兴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缺乏深入的了解。由于语言方面的困难,他们只能借助汉学家的二手资料,而汉学家的介绍和探讨不一定是原汁原味的,这方面的限制直到现在都没有多大改观。莱布尼茨所在的启蒙时代,中国哲学曾被引介到欧洲,这似乎呈现出短暂的思想交流。但从黑格尔开始,主流的西方哲学便趋向于贬抑或漠视中国哲学。人们津津乐道的海德格尔受到老子影响,事实上被夸大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家自近代以来都很热忱地去了解西方哲学,这种了解一代比一代深入。所以我说这两方面是很不对称的,但是对中国哲学家而言,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西方哲学囿于单一传统,中国哲学展现多元智慧

 


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都遭遇资源瓶颈

文汇报:能否具体说说?

 

杨国荣:哲学思想的推进离不开多元的哲学智慧。在单一的传统之下,思想资源会受到明显的限制。当代西方哲学家基本上都没能超脱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不断地在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单一传统里兜圈子。源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尽管对中国的道家哲学有过兴趣,但其根底仍是西方的传统,他之研究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考察康德和尼采哲学,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分析哲学在将古希腊以来注重逻辑分析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又陷入了思想的碎片化。不接纳其他文明的思想资源,其发展潜力必然受阻。事实上,自蒯因、罗尔斯、罗蒂、诺齐克等哲学家谢世之后,西方哲学界很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尽管可能有不少出色的“专家”,但专家不同于哲学家。分析哲学自限于语言的牢笼,现象学则陷入了“意识”之域,近年来成为“显学”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则囿于特定的社会领域。哲学作为智慧之思,需要追问‘性与天道’等根本性问题。

 

新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诺齐克(左上)、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之一罗蒂(右上)、当代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蒯因(左下)、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罗尔斯(右下)

 


从熊十力、冯友兰到当代中国哲人呈现多元视野

文汇报: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家较西方哲学家更开放包容,这反倒构成中国哲学的优势?

 

杨国荣: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中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即运用多元智慧资源,借助多元的思想传统,来进行创造性的哲学思考。这种情况不同于西方哲学家仅仅守着单一的西方哲学传统。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近现代以来,像熊十力、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都具有独特的哲学品格,他们的哲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不是对西方哲学的重复。他们之所以能对哲学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源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们扎根于中国当代社会,从流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们自觉地运用多元智慧。

 

熊十力并不精通外语,也没有留学经历,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这里有必要对“了解”作一下区分,一种是专家式的了解,一种是哲学家式的了解。从专家式的了解来说,熊十力关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可能没有“专家”那么细致“到位”,但是他有一种哲学家式的直觉,可以整体把握西方的哲学观念,这不同于技术性的表述。梁漱溟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冯友兰则曾留学美国,对西方哲学有更细致、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左);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熊十力(右)

 

 

这些哲学家既对西方哲学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又对自己本国的传统有深厚的底蕴,他们也因此能够在不同的哲学传统和多元智慧中进行创造性的哲学思考,这是中国哲学家的一个优势,这种优势现在依然在延续。

 

 

科学解决具体技术疑难,哲学拷问基本生存问题

 


当今国际时局牵出康德“永久和平”、宋儒“为万世开太平”和传统“大同”理想的思考

文汇报:您一直关注元哲学问题,探询何为哲学、哲学何为,哲学对于哲学家是一种思想劳作,那么对那些有自觉意识的普通民众来说,怎么去认识哲学对当下的现实关怀?当今国际时局风起云涌,全球化逆潮、难民潮、恐怖主义肆虐,这个时候,哲学应该总是会有一种清醒的压舱式的作用吧?

 

杨国荣:总体上,它的功能同具体科学和具体社会科学不一样。

 

以政治领域为例,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都关注政治领域,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需要对政体、国体、各个机构的设计提出很具体的规定,政体应该怎么设计?政权应该怎么运作?政府应该怎么轮替?它做的是很具体很细微的、技术性的工作。而政治哲学不是这样的,它是对政治领域中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比如,关于政治的正当性,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是正当的?怎么去判断它是正当的?关于政治运作的有效性,到底什么样的政治形态运作起来更有效?关于一般的政治规范,其合理根据何在?等等。

 

 

德国哲学家康德写下《永久和平论》的著作

 

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像国际关系,可以由社会领域当中具体科学——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来解决,而哲学恐怕并不关注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哲学更多的还是关切总体上的价值方向和价值目的。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出现,它们自身的限度,以及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传统哲学关于人类“大同”的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此外,基于各种形式的民族纷争、宗教分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而形成的国际冲突,使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或康德的“永久和平”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也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样,在更具体的科学形态中,诸如基因、克隆、赛博格(Cyborg)现象以及其中的伦理问题,也是哲学面临的新的问题。哲学离生活并不远,尽管它不研究具体学科中的特定对象,但总是无法回避涉及人类发展方向的诸种问题。而哲学家的使命,在于借用哲学解释和说明世界的同时,又努力多方面地实现其规范作用——引导人们更好地思考和行动。 

 

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

 


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哲学的永久追问存在

文汇报:哲学追问那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每个时代又有不同的变体,所以每个时代还是需要对它们重新阐释?

 

杨国荣:这就是哲学问题的恒久性吧。哲学和科学不一样,某个科学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不需要再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科学假说,在伽利略时代已证明是错误的,所以,作为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中逐渐退隐。但是,作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却无法被遗忘,我们总是会不断地向他回归。这是哲学和科学不一样的地方,科学呈现出一种前后推进的过程:以前的科学家被后来的科学家超越,后面的科学理论能涵盖、超越前面的科学理论,对于哲学,你却不能说当代哲学家一定比古代哲学家高明。

 

哲学永远不会无事可做,时代需要哲学。哲学总是要关切人自身和这个世界,总是需要追问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只要人类存在,那么对人为何存在、人应该如何存在的发问就不会停止。当然,这样的追问又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后者既涉及现实的背景,又关乎严密的逻辑分析。

 

 

治学不怠背后的兴趣与责任


     2011年,杨国荣的《道论》获首届思勉原创奖,2015年,在中华孔子学会换届会议上,他被推举连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正是由于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他受到国内及国际哲学界同行的赞誉。对此,杨国荣谈及了勤奋背后的兴趣与责任。

 

      他注重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著作,有些著作会反复读,他很早就勤于做读书笔记,为硕士论文准备的读书笔记就能装下几麻袋。从197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并成为冯契先生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到1988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杨国荣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寒窗,他曾回顾这一时期,“其间虽远未达到董仲舒那种‘三年不窥园’的境界,但独坐苦思,孤灯命笔却也是习以为常之事。

 

 

 

国际话语权取决于扎实的原创工作


    谈及国际话语权,杨国荣指出,所谓占据国际话语权历来就不是仅仅表达意愿或呼喊口号这么简单,这一过程一方面离不开文化背后的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原创性的思考。

 

       2013年,他当选为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席,成为该学会主席的首位华人学者,国际哲学学界如何评价这位中国学者,国内知晓并不多。而《成己与成物》英译本的出版,推进了中西思维的双向沟通。爱尔兰科克大学哲学系资深讲师梅勒(Hans-Georg Moeller)在该书英译本序言中说:“杨国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最为卓越的中国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哲学家,并非因其国籍、血统或工作地,而且因其哲学工作的性质。除了有赖于西方哲学经典,杨国荣充分运用中国哲学传统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囊括这一传统的各个时期和所有流派。

 

       他的哲学既扎根历史,又以未来为指向。像中西方一切体系的哲学家一样,杨国荣相信哲学可以将自身重建为综合的世界哲学,这样的哲学能够在动态发展的具体形上学之中融合。”